再如，《文化部文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文化行政部门在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执法人员应当制作询问或者检查笔录……。”此时的询问或者检查笔录应当包括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

　　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将现场笔录排除于法定证据形式之外。例如《医药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执法人员调查案件应当收集证据。证据有以下几种：(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证人证言;(五)当事人的陈述;(六)鉴定结论;(七)勘验笔录。”显然，该规定已将现场笔录排除于法定证据种类之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认为现场笔录可以被所列举的七种证据形式所包括和涵概，再单列现场笔录就是画蛇添足?这或许是一种行得通的解释。

　　总之，作为一种证据，现场笔录与其他证据的确存在交叉、兼容的现象。这就需要认真地进行识别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