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这样做，政府总有理由搞强行征地，土地的市场价格就无法形成，征地价格也所依无凭。

　　政府土地管理能不能“管住规划，放开产权”?

　　如果能管住规划，其实国家就等于分割了产权，名义上的产权就不那么重要了。国家管理土地的使用，说到底是为了公众利益;只要国家依法享有土地规划权，就可以有效保障公众利益，不必过度行使权力。在这个前提下，放开产权更有利于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所谓“放开产权”，主要是指永久性的使用权可以多元化。国家可以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毋庸置疑，也不必在这里讨论。

　　关键是城市土地的产权结构怎么样配置。城市建成区的土地可以有集体所有制形式，不必要一律搞成国家所有。至于使用权，则可以有国家的，集体的，也可以有个人的。

　　如果抛弃了“所有权迷信”，这种制度安排就完全可以接受。国家利益不是抽象的，它其实就是公众利益。国家通过对规划权的控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行使实际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没有什么可恐慌的。

　　土地财政如何规范?

　　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饱受批评，但它却在批评声中壮大起来，以致现在很难取消它。其实土地财政本身并不可怕，“土地财政”实施的程序和相关利益分配方式才是关键。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 “土地财政”，但未见得就有很大问题。

　　规范土地财政应注意解决下面的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储备土地。旧有的土地储备不说，新增土地储备必须和土地规划挂钩。对未规划用途的土地，政府不能买进其使用权。这样可以防止政府自己搞土地投机。

　　第二，要规定政府土地财政收益的用途，使之成为阳光财政。土地财政的收益应用于城市建设和国土整治，在一定时期，其中重点应该是农地保护和开发。

　　第三，当土地征用涉及到农民利益时，应在交易环节一次性解决问题，不能给土地财政留尾巴。如果涉及到农民的社会保障，也应一次性交足社会保障基金，不可把风险留给后续公共财政。

　　以上内容照例应通过立法加以规定，使之成为土地规划法制化的一个方面。

　　土地变更用途后的级差收益究竟该如何分配?

　　土地增值归谁?特别是征用农民的土地所产生的级差收益应该归农民，还是归政府?现在成为一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我认为，在既定的框框里争论，很难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