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物权行为模式下的无权处分

　　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情况下，采纳统一法律行为的概念，所谓的物权行为通常表现为债权行为的履行。因此，擅自出卖（出租）他人之物（与他人共有之物）的合同本身构成无权处分，而无权处分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的效力状态为效力未定，我国合同法第51条即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此，笔者特作如下之分析：

　　1、由于不承认物权行为，物权变动成为合同的当然效力，如果在出卖人、出租人无权处分他人之物（与他人共有之物）的情况下，即使真正权利人或其他共有人拒绝追认，也肯定合同的效力，必将严重损害真正权利人与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违反民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2、毫无原则的使所有基于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有效，也违背人们通常的法律感情和法律意识，引发人们对法律的反感甚至抵制。而且极有可能鼓励和纵容擅自处分他人财产或与他人共有的财产，扰乱社会交易秩序；

　　3、将无权处分行为（合同）规定为效力未定，也不妨碍对善意相对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财产已经交付，而相对人接受财产时是出于善意，则可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所有权；如果相对人恶意，则对其显然没有特别保护的必要。如果财产尚未交付，从维护真正权利人利益的角度，应当在宣告合同无效后，要求无权处分人将财产返还给真正权利人。相对人虽未实际获得财产，但因合同在未履行前已被宣告为无效，一般也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因此不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3]

　　在比较以上两种模式下无权处分的本质和法律效果后，我们不难发现，两种模式对无权处分都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而且两种方案都能比较充分地协调无权处分人、真正权利人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实现民事主体静的安全和社会交易安全的平衡。相比之下，非物权行为模式下的解决方案更为简捷明快，也更为符合人们通常的法律感情和法律意识。可见，对无权处分行为进行合理的法律规制，与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没有必然的关系，担心不承认物权行为，就无法规范无权处分，特别是无法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保护交易安全，实在没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到物权行为与无权处分的关系时，有学者特别探讨了权利人追认的效力对明确二者关系的影响力。无权处分不同于无权代理，在无权处分中，当事人为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权利人并非当事人；而在无权代理中，当事人为被代理人和第三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的追认能够使无权代理行为直接对其发生效力，而无权处分中权利人的追认仅仅补正无权处分行为的瑕疵，（使无权处分行为从效力未定转向效力确定）并不能改变权利人非当事人的地位，使其当然地享有和承受基于无权处分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除非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第三人达成债权让与、债务承担或者合同承受等约定，权利人不能对第三人主张对待给付，第三人也不能够请求权利人直接向自己给付，或者请求权利人督促无权处分人向自己作出给付。于是，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权利人的追认的价值被大大地减杀，因为追认仅仅使债权行为（如买卖合同）确定地发生效力，在第三人取得标的物前，权利人可以基于其权利从无权处分人处回复标的物，而使第三人仅仅以“追认为有效的”行为画饼充饥，其法律地位与权利人追认前没有实质性区别。而如果承认物权行为，则此尴尬迎刃可解。因为，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指的是基于原因行为而展开的物权变动行为，即物权行为，该行为必然伴随着动产的交付与不动产的登记。由于原因行为本身不受处分权瑕疵的影响，故需要追认的其实就是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一旦被追认，则物权变动成功，第三人据此取得完整的物权。可见，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权利人追认的价值是非常明确的，追认与否对第三人也是利益攸关的。[4]笔者认为，诚如前述观点，权利人追认的效用在物权行为模式下表现得较为直接，但并不意味着非物权行为模式下追认就失去其价值，如果标的物已经交付，则权利人的追认使无权处分行为从效力未定转化为效力确定（有效），从而为第三人保有标的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上原因；如果标的物没有交付，追认使得无权处分行为有效，虽然不能使第三人直接向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使权利人负担迫使无权处分人向第三人履行义务的义务，但毕竟为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第三人达成债权让与、债务承担或者合同承受的协议提供了可能，追认的价值依旧至为显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