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合理性及不足

　　物权法定原则之所以能被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的物权法所采纳为一项基本原则，是有其合理性及生命力的。王泽鉴先生提出了四点理由：第一，物权具有绝对性。物权有极强之效力，得对抗一般之人，若许其以契约或习惯设立，有害公益实甚，故不许创设。第二，物尽其用之经济效用。物权与社会经济具有密切联系，任意创设，对所有权设种种之限制及负担，影响物之利用。以法律定其种类及内容，建立物权类型体系，有助于发挥物尽其用之经济效益。第三，交易安全与便捷。物权具有对世效力，物权得丧变更，应力求透明。物权种类及内容法定，便于公示，可确保交易安全与便捷。第四，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1、为物权特性的需要。物权为绝对权，有对世性、排他性之特点。当事人之间设定物权之后，就具有了对世性，除当事人外其他所有人都负有尊重不侵犯之义务，那么如此强大的法律效力如果还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类型，就像合同自由原则一样千变万化，无法统一，那其他人的权利很容易就被侵犯，当事人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很显然，这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与平衡。所以法律规定了物权法定，非法定物权不予承认，也就大大限制了当事人的自由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他人的利益安全。2、发挥物之效用的需要。物权法定，种类和内容法定，如此以来，对物之利用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发挥物之价值，充分利用，否则，就会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如果允许放任其行为，那必定会对物的利用不尽其数，这表面看来好像是一种充分利用，但实际上却是因没有限制而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利用方式繁多，造成无论哪种方式都得不到充分的行使，最终会影响了交易的效率，市场的发展。3、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明确了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公示方法，使得人们在为物权交易时有章可循，很方便的便可以寻到其路径，由于物权法定，人们遵循起规定行为即可，依法行事，既有了效率，又保证了安全。4、国家管理的需要。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必须起到真正的“宏观调控的无形的手”的作用，国家对变化无常的东西进行管理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利用物权法定，将物权类型化、固定化，才能很好的把握与管理。

　　物权法定原则为物权法的确立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任何一种制度或原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原来的东西会逐渐出现不适应，这时，就必须进行调整或更替，以便适应并促进社会现状、经济形势，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物权法定原则当然也不例外。在此原则出现之前，社会需要一种立法，把物之交易固定化、类型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确立了此原则之后，极大地保护了物权人及其他人的权益，有利于市场交易的进行。由于当时市场交易不发达，经济相对落后，社会现象简单，传统的物权法定可以适应情势，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交易越来越频繁，社会现象也复杂化、多元化，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传统的物权法定已经出现了诸多不适应之症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良。物权法定原则不足之处主要有：种类和内容的限制和固定已经使物权法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抑制了新类型物权的出现，从而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他们不敢也不愿去创造新的东西，因为这是法律所严格不允许的。这就将权利源泉更多地视为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不是来自市民社会的自发运动。很容易使物权僵化。长此以往，使现行物权法出现了几种不利情况，1、由于不能对新型物权的及时承认，导致了物权法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实际的脱节，物权法体系陷于一种有缺陷、不完全的状态。2、由于体系上的缺陷，使现行法应有的功能——规范、调整、保护、处理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使得物权法的实际作用大打了折扣。3、使现行物权法的运行违背立法意图，违反了立法者希望通过制定法来调整社会的目的，即现行法欠缺了当前事态所必须的规范或规范不完全，这就需要进行必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