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唆犯，我们认为，教唆犯的本质在于教唆没有犯意的人产生犯罪决意，进而使他人基于此种决意而实施犯罪行为，之所以在刑法理论上把教唆犯称为造意犯，其意义就在于此。既然“教唆犯必须使本无犯意之人产生犯罪之决意，教唆者与被教唆者之间，若无意思之交通，即失却教唆之本意，故所谓片面之共犯云者又何不可想象。”（注：韩忠谟：《刑法原理》，雨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89页。）因此成立教唆犯的也不可能存在片面共犯的问题。

    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是加功于正犯，在刑法理论上从犯的帮助意思是否以正犯知道为必要，虽然理论上有不同认识，但是正犯不知道从犯的帮助也不影响从犯的成立，是多数学者的主张。如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大冢仁就认为，“作为从犯的要件，不是象共同正犯中的‘共同实行’那样，仅仅是‘帮助正犯’就够了，这里‘帮助’一词本身没有要求与正犯者意思联络的旨趣。”（注：转引自马克昌：《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载《刑法论丛》第3卷，第357页。）笔者认为，大冢仁先生对于从犯意思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事实上，不仅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片面从犯的事实，而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泰国以及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都承认片面从犯的存在。在我国尽管学者们对片面共犯的成立范围存在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片面从犯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片面从犯的成立要件，我们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必须有正犯的实行行为。共犯独立性说和共犯从属性说对于从犯的本质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共犯从属性认为，从犯的犯罪性以及可罚性来自于对于正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的借用。正如贝林格在其早期著作《犯罪论》中所说，“所谓从属的共犯，如果缺乏‘正犯’，就完全难于构成。只是对一个‘犯罪’能够作为共犯而加功，对不是犯罪的行为，是不能作为共犯而加功的。”（注：转引自马克昌：《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载《刑法论丛》第3卷，第312页。）德国学者麦耶（M.E.Mayer）从论证共犯从属的程度出发，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共犯从属形式，即最小限度从属形式、限制从属形式、极端从属形式以及夸张从属形式，并根据从犯从属的程度来对其行为的犯罪性进行认定。

    共犯独立说认为，任何犯罪都是犯罪行为人反社会性以及其主观恶性的表现，共犯并不从属于正犯而存在。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者宾丁（Binding）认为，“共犯对于正犯是独立的犯罪，共犯的可罚性对于正犯是独立的，共犯之所以被处罚，不是因为他人实施了可罚的行为，而是因为行为者自身实施了犯罪。共犯从属性的童话必须抛弃。”（注：转引自马克昌：《关于共犯的比较研究》，载《刑法论丛》第3卷，第315-316页。）

    我们认为，尽管任何犯罪都是一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共同犯罪中正犯是整个犯罪的中心，因为在犯罪构成中，只有实行行为才是犯罪论的核心。正是因为正犯的实行行为，才直接导致对国家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或威胁，而从犯只是加功于正犯的行为，对犯罪法益以及对象所造成的影响只是间接的，有时侵害的后果甚至是无形的。从犯若没有一定的正犯行为作为依托，那么从犯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在共同犯罪，没有从犯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但如果没有正犯的行为，则所谓的共同犯罪无成立的余地。正是由此而言，我们认为，从犯在成立上以及处罚上应当从属于正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从属性本身并没有抹煞从犯自身仍然具有独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