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包括以下内容：（1）增加利益表达渠道的数量，提供充分的可资利用的利益表达机会。为此，必须使政治活动制度化、专门化，提高政治结构性分化程度，实现政治与行政方面的科层制化与专职化。同时促进政治系统内部分工与专门化，提高渠道容量与处理各项利益要求，可不断减轻立法渠道的过重负荷；在立法机构内以常设的特别委员会形式去处理以法案形式出现的各项具体要求，提高利益表达的沟通速度及其受理能力。（2）增加利益表达渠道的种类，提高可资采用利益表达渠道的独立性与选择性的范围与程度。例如各种大众传播媒体的日益增生分化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传递利益要求的范围、速度、效率；同时，另一方面，各种相对独立的传媒增加了利益表达渠道的种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信息的准确度与精确度，减少了被缩减，被删除，被遗漏，被歪曲等产生误解的可能性，降低了通过非法渠道表达利益的概率。（3）延长利益表达渠道的开放时间，通过延长时间长度来提高决策系统处理利益要求的容量与能力。（4）提高利益表达渠道的运作效率与能力，引导社会成员积极采用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谋求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例如我国逐步实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过对公务员能力与素质培训以及职业道德感和责任感的灌输，增强其法制观念，强化渠道间的监督与内部监督等等；再如向全社会普及法制教育，加强对公民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以提高社会大众采用合法利益表达渠道，谋求利益表达与利益实现的主动性。

    二、构筑健全的社会流动制度，充分发挥其消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度与安全阀机制功能。“在人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挫折）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比关系”。［（5）］由于缺乏社会流动的机会，因而社会挫折与不满就不能借助社会流动性而被消除或消减，进而政治动乱就容易发生并难以得到有效的调适与处理。一般地，社会流动性的大小或阶层结构的开放程度与冲突关系的紧张程度成负相关系。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不为或缺少为处在被统治地位上的人和低阶层地位的人提供向上流动（即由劣势流向优势）的机会，就会增加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不仅如此，流动的多少与冲突的重迭多寡有很大关系：通常情况下，由于缺乏流动性，很容易导致人们在不同群体中的相同的角色地位，引发冲突关系的重迭现象，导致冲突升级。

    提高社会流动性在社会阶层调适整合机制中具有重大作用。从理性角度看，社会分层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分配人类资源机制的功能，使社会各类人才有自己合适发挥作用的位置与机会，有利于人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它也有产生社会隔阂与冲突等负效应，而社会流动则具有消减社会隔阂与冲突的安全阀机制功能。这主要是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而实现的，合理的社会流动制度建设有赖于三个方面的推进；（1）确立机会均等与成就自赋和普遍主义原则，废除各种束缚与妨碍流动的不合理制度，降低社会流动成本，增加流动机会，增大流动量。例如现行市场经济对我国人事制度与户籍管理制度的冲击，其根源就在于社会流动量增加，因此必须实行流动式档案管理与公民居住权制度，加大社会区域流动量，建立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促成人类资源公正合理的相对自由的合理配置。（2）建立公开、公平与公正的一整套保障合理流动的竞争规则与法律体系。社会流动的根源在于相互联系的社会地位结构中，集体之间所提供的报酬差异为流动提供了诱因，人们对高地位高报酬的追求的获胜愿望导致了流动的可能性与竞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社会依恋和群体间人为的种种限制使流动大大低于了其在完全竞争时所能达到的程度，那么，就应该制定一系列的竞争规则与法律体系确保普遍主义原则，机会均等和成就自赋原则的贯彻，保证竞争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秩序框架内顺利进行，并依法惩治与制止各种越轨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3）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流动观念变革，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增强个人谋求实现社会流动的能力，创造新的更多的流动机会。由于社会流动的程度、范围、频率等不但取决于社会地位的结构差异报酬的诱因，而且还取决于社会所提供的流动机会和社会成员谋求实现流动的能力，因此，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普及教育，增强流动意识与法制观念，都将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