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类社会矛盾与冲突，客观地存在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提高社会流动性是为减缓社会矛盾与冲突，降低社会的不稳定性，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1）正确认识冲突的社会功能，允许或容忍冲突的相对平和地适时显现出来，虽然冲突关系对于群体或社会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是痛苦的，但是相互交叉的多重冲突又将其连结在一个统一体内，冲突有助于不同观点的发表和不满情绪的发泄，它应更多地被视为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冲突与调适整合冲突两种形式的相互作用便构成了社会本身，维护了平等化所必需的社会持续地相对稳定的局面，如果社会缺乏合适的调适整合制度，那么相应地它只能使各种冲突由公开转向地下隐蔽并加以聚集，当积累到一定限度后就必然会以突发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很可能引发严重的暴力行为直至社会动荡。在某种程序上，一个社会能在多大广度和深度上允许或容忍冲突的适时相对平和地自由表达出来，不仅本身是其能否认识到和利用冲突的安全阀功能的一种显现，而且也是其能否成功地建立健全调适制度并发挥其消减冲突的安全阀功能的出发点。（2）从宏观上来把握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同阶层的状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使得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策法规体系的滞后性，因而导致了整个社会阶层分化的无序性、紊乱性、不公平性与非合理性，进而引起了社会不满情绪的普遍滋生与蔓延，极大的危害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占有与分配机制，机会不均等，竞争不公平，法律不健全等导致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争夺经济财富、社会地位与声望名誉等现象。同时价值观念的变革又使得某些充当调适冲突的中介的地位与权威大大降低，而有交叉的调节框架及健全的法制规范尚未建立，因而社会矛盾与冲突普遍蔓延。

    三、构筑高制度化的权力关系以及新型的、理性化的宽容性的文化，以充分消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权力关系的高制度化的内容应该包括按照普遍主义标准加以挑选人才，并通过给予相应的制度性报酬而鼓励与要求任职者达到对其作为的期望标准，这种报酬既可以是经济财富、社会地位与声望名誉，也可以是由此产生的心理满足或免受惩罚等。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公务员制度，其产生的实际积极功效有助于增强权力制度化的能力。其次，权力关系高制度化的另一个衡量指标应该是权力在多人范围内和多人程度上动员社会顺从，这也是反映权力的权威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的顺从性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参与政策执行的程度。

    平等化程度的不断推进，客观上要求建立理性化的，宽容性的文化。因为平等化会使长期以来形成和公认的价值，传统及其载体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势必会导致某些极端反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出现，所以，必须构筑理性化宽容性的新型社会文化。理性化的发展是推进平等化持续平稳发展的关健文化前提，“理性化是信仰系统化，也是行动的系统化”。［（6）］它不但表现为对行为本身价值意义的自觉思考，对终极目标的特殊价值的信奉与维护；而且是对行动的组织，旨在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目标，从根本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机制功能，在创建新型的，理性化的文化时，还必须充分重视和大力推进文化宽容性建设。因为平等化进程中，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大量客观存在，唯有宽容地对待解决才会有助于保障平等化能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行进，如果敌视和压制就容易使冲突爆发出来而危及社会稳定本身。可以说，宽容性是保障平等化持续发展而不致于中途夭折的重要结构性支撑条件。另一方面，宽容性是理性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理性化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他们在谋求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以获取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都应该宽容地容忍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其他社会成员也在谋求利益最大化，并希望得到来自于另外一些社会成员的支持或宽容。因此所有社会成员应能理性地在同一制度框架内进行公平竞争，在竞争中也必须遵循规则与程序，而且社会成员也必须准备妥协和退让以及允许这种妥协和退让，总之，宽容性文化的发展能极大地减少，调适与消减平等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发挥着推动平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的安全阀机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