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犯罪情节和罪后情节

　　犯罪情节与罪后情节是总属关系。罪后情节是犯罪情节按照一定标准划分出来的属类别。通说认为：罪后情节与罪前情节、罪中情节并列，是犯罪情节按照出现时间先后作出的分类。 犯罪情节按照不同标准还可以做如下划分：⑴、以刑法中情节的作用或功能为标准进行的分类，可以分为非罪情节、定罪情节、量刑情节和行刑情节。⑵、以情节是否为法律所规定为标准而进行的分类，可以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⑶、以刑法对情节的内容和形式是否作出了具体规定为标准而划分，可以分为确定性情节和概括性情节。⑷、以情节由刑法的哪一部分规定为标准而划分，可以分为总则情节和分则情节。⑸、以情节对刑罚的适用的结果是否产生必然影响为标准而划分，可以分为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⑹、以情节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危害社会性为标准而划分，可以分为主观情节和客观情节；等等。可见，罪后情节和其他犯罪情节的划分并不是排它性的，罪后情节和其他的情节可能发生重合。例如伤害致人死亡后为掩盖罪行而分尸逃逸的行为，是故意伤害罪的罪后情节，同时也是量刑情节、概括性情节。

　　三、“量刑”罪后情节和“定罪”罪后情节

　　在诸多犯罪情节的分类中，和定罪量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有必要对罪后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角色扮演加以探讨，即罪后情节是应作为单一的定罪情节、量刑情节存在仰或兼备定罪量刑的功能。量刑情节，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与犯罪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行为人的人身危害性程度，进而决定是否处刑以及处刑从宽从严的各种具体事实情节。 如从重、从轻，加重、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量刑情节体现个罪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度”，但不决定个罪成立的“质”。在刑法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罪后情节一般都是作为量刑情节存在，通过犯罪人的罪后行为表现其对自身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体现其人身危险性的强度，从而影响具体量刑。例如属于减轻情节的自首、立功、退赃、赔偿、取得被害人原谅，等等；属于加重情节的抗拒抓捕、销毁作案工具、在审讯中约立攻守同盟、认罪态度恶劣，等等。在司法实践中不一而足，不展开论述。需要展开的是作为例外规定的“定罪”罪后情节。

　　（一）刑法直接规定的“定罪”罪后情节

　　1、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刑法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交通肇事逃逸或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逃逸”是指交通事故发生后 ，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故意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交通事故既成后的后继行为。“逃逸致人死亡”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作为定罪情节也可能作为量刑情节出现。例如，司机甲冬夜违规驾驶，刮倒路人乙致其腿部骨折（属轻伤），甲看见乙既未流血，也未昏迷，为了逃避责任，慌忙驾车逃走。乙小腿骨折不能行走，因天气异常寒冷，被冻死。根据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甲的行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无疑，甲“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潜在的交通肇事罪的罪后情节便成了决定先前交通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定罪情节；而当交通肇事本身就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这一罪后情节为量刑情节。

　　2、关于戴罪立功的规定

　　刑法第449条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种通过罪后的立功行为来否定犯罪的成立，实质是罪后情节（行为）决定定罪。对这一刑法上“特殊缓刑”的规定，一般均认为这是战时的特例，对其存在的法理依据研究甚少。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认为这种规定是：“军事指挥官介入军事司法程序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不仅可能使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甚至可能使判决归于无效，因而军事指挥官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审判的最终结果。军事指挥官介入军事司法过程，虽然影响了军事司法的程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事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但并不因此意味着战时军事司法权就具有军事指挥权和国家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其本质上仍是国家司法权，只是在此呈现出更为浓厚的军事指挥权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