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所说的“恒产”是指稳定的私有财产，假如没有稳定的私产，一般人就会心神动摇，社会就不会稳定。可如果有私产却得不到国家法律充分地予以保护，社会也不会稳定。作为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刑法为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责无旁贷。所以，在当前私有财产还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形下，修改完善刑法，加强对其刑法保护乃当务之急。

　　二、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状况

　　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3].从我国历代的立法来看，都注重于用刑法来维护社会的统治。由于古代民法极不发达，而且对侵犯财产的形态也比较单一，在立法者和人民大众的眼里，财产权就等同于所有权。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刑法来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也就是对其所有权的保护，来维护其阶级统治，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刑法对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历史沿革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也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夏书》说：“昏墨贼条，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4]到了西周，奴录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视。《品刑》和《尚书·大传》都对侵犯财产罪有相关规定。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认为：“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在他制定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中，以《盗》为首篇，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惩治私有财产犯罪的重视，这也对后世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汉代，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规定来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处以严刑，并且株连九族。如北周明确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5]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法律发展得相当完备。《唐律疏议》不仅为后世立法的楷模，更远达日、朝等国为其立法所借鉴。在侵犯财产罪方面，《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依《贼盗律》规定，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盗”，即“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规定：“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除盗罪外，唐律还规定有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如《唐律》规定了对执持人质求赎财物、恐吓取人财物的惩处，前者重于强盗罪，后者重于窃盗罪；对以诈骗、隐瞒等手段侵犯私有财产的，对私自挪用受寄财物、遗失物等侵占他人财物的，《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 [6]可见，《唐律》的立法技术已达很高的水准。

　　宋朝也承袭了唐朝的制度，贼盗罪也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宋刑统·贼盗律》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窃盗，赃满五贯，处死。”并且，对贼盗共同犯罪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罚原则。《贼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7]

　　元代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采取重刑原则，但到明代立法，则对侵犯财产罪注意根据情节（包括数额）等轻重来进行处罚。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窃盗，一般依得财多少惩治，监守自盗以及盗制书、印信、内府财物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处死，盗亲属财物和本家同居之人财物可减轻处罚；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决定刑罚，诈欺官私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剌”，侵占财物的，依侵占财物数量多少确定刑罚。[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