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种解决受害人赔偿的途径，目的都是为了使受害人得到实际利盆，但是它们的理论依据是不同的。第一种赔偿责任确立的依据，是由于加害人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了物质上、精神上或者人格、人身方面的损害，使受害人产生了索赔的权利；而加害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后果，使自己产生了对受害人承受赔偿的义务。此其一。其二，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延续到刑事判决执行完毕以后。所以，如果被告人在宣告判决时无力偿付，以后的合法收入可以用于赔偿。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在加害人全部履行赔偿责任后，才告解除的。

　　第二种解决赔偿的途径，受害人不是向加害人索赔，而是向有关的第三方索赔。因此，赔偿的责任不在加害人而在有关的第三方。上述列举的由有关的第三方负责赔偿的两种情况，依据也不相同。案例（1）中女歌唱家住进旅馆后，就与旅馆产生了一种合同关系，她有偿付旅馆租金等义务，但是有获得必要的相应条件的设施等权利，其中包括住房门锁安全的设施。旅馆享有获得这位女歌唱家租赁人交付的租金等权利，但是负有供应一切必要的相应条件设施等义务，其中包括保证安全的门锁设施等。本案中，受害人所住的房间的门锁不坚实，加害人轻轻晃动，门就被打开。侵入后，在违反受害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了强奸，造成了人身上的损害。门锁之所以不坚实，是由于合同一方的旅馆没有履行合同规定的应尽的义务，因此，旅馆理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2）中医院主管人员对受害人赔偿责任的依据与案例（1）的旅馆不同。众所周知，精乖申病患者在犯病期间，对共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既不负刑事责任，也不负民事责任。本案中的加害人是法院送往精神病院的，医院对这个患者兼有治疗和看管的义务。在治疗过程中，对精神病患者严加看管，防止患者外出进行危害社会的活动，是医院为维护社会治安应尽的职责。可是，事实证明，本案的加害人的精神病并未痊癒，医院的主管人员未经法定程序（必经法院同意），出于疏忽，使患者出离医院，杀害了这个女孩，因此，医院的主管人员对未成年受害人的家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第三种解决受害人损失的办法，在性质上与第一、二种截然不同。州政府下设的“受害人损失补偿局”等机构，不论其提供资助的来源如何，对受害人的补偿属于社会救济性质，另当别论。

　　三、建立协助受害人组织

　　除上述保护受害人的措施外，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还设置了一些机构，为受害人提供社会服务。

　　十年前，美国首都华盛顿设置了“全国协助受害人组织”，它的任务是在争取犯罪行为受害人的运动中交流、研究情况，向立法机关提供建议。现在，全国各社区也纷纷成立了协助受害人组织（有些称为“协助受害人和证人组织”）。达些组织有些是当地警察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归属地区检察官事务所，有些则是州政府提供资助的民间组织。它们的任务是为受害人提供具体指导和帮助。

　　1.在受害人遭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后，帮助受害人及其家属解决困难，安排好生活。

　　2.对受害人进行权利指导，使受害人懂得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享受什么权利、怎样行使这些权利。如受害人有权随时了解案件诉讼的进程，但是警官和检察官往往忽视受害人的这项权利，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向受害人提供这起案件诉讼的进程情况，保障受害人这项权利的行使。又如，受害人往往耽心保释在外的被告人或共家属由于他（或她）提起控诉而进行报复。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向受害人提供精神上的援助，消除恐惧心理，并且可以建议受害人要求警察采取保护措施，防止遭到报复。

　　3.提供有关诉讼具体问题的帮助。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受害人如果对法院和诉讼的情况毫无所知，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如法庭在哪里、候审室在哪里、卷入诉讼的时间可能要多久、要出几次庭、怎样避免与被告人对质等等，“协助受害人组织”的成员一一耐心回答。有些地方的这类组织，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如加利福尼亚州奥兰基县的“协助受害人处”派人陪同受害人出庭，解除受害人出庭时的恐惧、紧张心理，很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