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方面的原因。如今，全民的国家的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倒买倒卖等获取暴利的行为已经成为正常的行为，已经合法化。经济变革的结果，使居民阶层发生了分化。5—10%的人成为巨富，大部分人处于贫困或生活保障程度很低的状态，在这种经济地位悬殊、社会心理不平衡的情况下，无论在富人中，还是在穷人中，都有产生犯罪的土壤。过去，在前苏联，认为资本主义是犯罪的温床，这个看法已被证实。

　　2）精神领域里的原因。这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基础被破坏，道德水准下降，价值观念转向，拜金主义严重。有统计数字表明，将近40%的青年向往挣大钱的职业。大众文化也处于较低水平。低格调的、缺乏道义感的美国及西方电影充斥文化市场，使青年的心灵受到腐蚀。

　　3）国家职能弱化。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甚至一些国务活动家也这样认为），国家应当是“守夜人”，即是说，国家不应干预社会生活而应置身其外。这种观点有害于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在中央和地方间还有所谓“法律大战”（Воǔна эаконов），地方经常制定与中央相违的法律文件。过去没有预见到建立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现在刚刚注意到这个问题。

　　4）护法机关的软弱。法院、检察院、警察机关过去习惯于按党的指示办事，现在党的指令取消了，它们独立工作了，但还没有学会独立工作的本领。它们对突如其来的犯罪浪潮缺乏准备。物质与装备的落后也使它们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由于物质条件差，待遇低，护法机关人才大量外流。经济学家、律师和其他司法人员宁愿到待遇高的公司去工作。

　　总的讲，这都是社会改革没有明确的纲领和失去规范所带来的后果。俄罗斯有句谚语：先跳到河里去，能不能游过去再说罢！有的人就是抱着这种指导思想，还不清楚能不能游过去，就盲目地跳进河里。

　　3.打击犯罪活动问题

　　接着，库德里亚夫采夫讲了与打击犯罪有关的国家立法和措施，他说：

　　1997年1月1日，俄罗斯刑法典即将生效。该法典的实施，将推动打击犯罪的斗争。法典中列举了新的犯罪形式。其中有一节是关于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形式，包括非法经营；非法金融活动；非法土地交易，欺骗性经营活动；非法获得贷款；非法使用商标；虚假广告；收买体育比赛参加者等。

　　根据刑法典规定，团伙的存在，就可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即使这个团伙并没有做什么。

　　新的刑法典增加了量刑。过去最高刑期为15年，现在增加到20年，甚至25年（一般用于数罪并罚）。

　　关于死刑问题，刑法典规定，有的恶性犯罪如蓄意谋杀，可判处死刑。但是，死刑不适用于以下人员：18岁以下的；妇女；长于65岁的。放宽处罚是因为俄罗斯加入了欧洲委员会，欧委会早已取消死刑。关于死刑问题，国内有争论。东欧国家都没有死刑。欧委会建议我们取消死刑，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犯罪率太高，尤其是凶杀等恶性犯罪太猖厥。

　　为同犯罪现象作斗争，还恢复了苏联时期的一些民间组织，如“未成年人犯罪事务委员会”：“人民纠察队”：“同志审判会”（товарuщеекuй еул）等。

　　在司法问题上，中央与地方还有矛盾。中央认为下级法院应服从上级法院，地方法院则希望地方法院具有地方性质，并由他们任命法官。有些法律程序问题还没有解决。地方上还有民族主义的表现。例如在鞑靼共和国，俄罗斯人被判刑不能上诉，而在莫斯科则可以。

　　立法工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新的刑事诉讼法正在制定中。反贪污法已经拖延很久，至今尚未通过。

　　还须加强社会的法制观念。有些社会性的建议，离民主与法制很远。例如列别德就曾建议成立“特种军团”，不经审判程序，就可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