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7]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

[3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颁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十条。

[32]见《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33]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34]见第2页注4及其相关正文。

[35]见第2页注5、6及其相关正文。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有关讨论。

[37]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2年12月31日发布，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的第二十八条，违反该规定，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追回而不追回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以想见，对于已经售出、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食品，当事人将不会有动力积极追回，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当事人的净损失（例如，6,000元食品售价－5,000元罚款＝1,000元净损失）。

[38]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39]同上注。

[40]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41]这样做，并不是苛责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与重在责罚的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现代行政罚款制度实际上更象一种财政制度；它重在采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止和－－在遏止失败后－－取得治理有关行为的费用。

[42]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43]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第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等。

[44]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暂行规则》（1996年10月17日发布，自即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等；《建设部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2002年3月5日发布，自即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等；国土资源部《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1月2日发布，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等；《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6年9月23日发布，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第十二条等。

[4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46]见第3页注3。

[47]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货车司机因违规私装挡板和/或超载运输而在同一检查点数次被罚，但未被责令改正，所以仍旧违章。几位司机对记者坦言：“拉得少了也罚，拉得多了还是罚，所以多拉点就多挣些运费”）。

[48]在其“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1996年4月15日发布）中，国务院曾明确指出：在行政执法队伍中，有些人员素质不高，有的以权谋私，有的甚至贪赃枉法，有的地方、部门聘用合同工、临时工从事执法工作，导致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下降，影响政府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