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克斯和其所在的经纪公司都没有买卖公平基金公司的股票，但德尔克斯在调查过程中向其客户谈及此事，而有些客户是公平基金的股东。结果，这些客户将其手中的公平基金股票出手，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证交会指称德尔克斯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并加以处罚。德尔克斯不服，双方告上法院。

    2、判例规则

    诉讼结果是，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内幕交易，其理由如下：

    有人自内幕知情人处获得重大非公开信息，明知故意地利用此信息进行交易。如果仅因此便对其强加披露或不交易的责任，则会使得市场分析师噤若寒蝉，无所适从。而证交会自己也承认，要有一个健康的市场，分析师是不可缺少的。分析师挖掘信息是家常便饭，而且惯常做法是会见公司管理人员和其他内幕知情人，向他们提出问题……鉴于这类信息的性质，也鉴于市场的性质，不能同时向该公司的所有股东或是广大公司同时披露这类信息。

    但判决还是有反对意见（美国法院如果是合议庭审案，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可见其观点写入判决书中）。三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认为，内幕交易人使用信息的动机并不重要。就责任而言，不问动机，只问行为和行为的后果，个人是否得利与是否违反责任无关。四十年后，在此反对意见理论基础之上，证交会推出了“公平披露”（fair disclosure）规则，即，如果公司蓄意向某些人透露消息，则必须同时向公众披露；如果并非寓蓄意透露，则24小时内必须透露相关内容。

    德尔克斯案的反对意见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有人会曲解和利用该案规则，做有选择披露（selective disclosure）。所谓有选择披露，就是公司将公司信息知心地告诉某些人———通常是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管理人员。由此可见，证券市场的重大问题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

    3、事实问题

    德尔克斯案与大多数诉讼一样，不仅有法律问题，还有决定性的事实问题。首先，德尔克斯本人去公平基金上门调查，有关公司的信息也应该是德尔克斯调查的结果（按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劳动成果），并不是唾手得来的内幕信息。但法官不愿开这个闸门，否则内幕知情人对内幕信息稍稍加工，就可以蒙混过关。

    塞克里斯和德尔克斯是此案的关键人物，但他们两人并没有利用该信息为自己牟利，至少是没有直接牟利，他们是揭发坏人坏事——本案似乎是只有好人而没有坏人。塞克里斯也是值得同情和爱护的好人，他是检举揭发前雇主的违规行为。而此案中政府各部门又按兵不动，最后是因为内幕交易公平基金的问题才公布于众。不能不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毕竟，加强信息披露也是证券法的一个重要宗旨。或许，举报信息是内幕信息的一个例外。

    以上事实都是律师可以大做文章的地方。事实，诉讼中永远是事实起着主导作用。法官表面上是在谈法律（从理论上说，上诉案中美国法官只能谈法律），实际上他们是在小心翼翼地把各种不同的事实区分开来，恰当地适用法律——或量体裁衣，或削足适履。

    4、是内幕交易，还是相互照应？

    利用内幕信息的财务顾问和德尔克斯都是圈子里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利益。德尔克斯知道一些内情，自然是要关照自己的客户，不会见死不救。证券业的这种“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例子应该不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考费教授认为，应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还不成为理论），将内幕交易区别于相互照应（favoritism）。按他的说法，对分析师相互照应理应网开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