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独资企业清偿期限之定性

　个人独资企业为非法人企业，企业财产、责任与投资主体没有完全分离，这是区别于公司之处，也是它不得具备法人资格的原因。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但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的，该责任消灭。修订前的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三条也有类似规定。在此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投资者5年的偿债期限究竟如何定性？

  　　在传统民商事制度中，对该种偿债期限定性存有困惑。权利因期间经过而发生变更的制度主要有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诉讼时效针对的是请求权，期间经过并不消灭权利本身，只是解除法律对权利的保护，使之成为自然债权；除斥期间消灭权利本身，但必须注意的是，除斥期间针对的是形成权。事实上，因一定期间经过，债权即完全消灭的制度在传统民商法中并不存在。

  　　如此，对个人独资企业法中投资者5年偿债期间的定性就有两种途径：一是认为这是一种专门的期限制度，可称为单独期限说；二是仍将其归为传统的诉讼时效，可称为诉讼时效说。

  　　单独期限说是立法者和学者的共同观点，占有支配地位。在立法机关在法律颁布后所出版的解释性书籍中，该期限被定性为免责期限，并特别强调不同于传统的诉讼时效。免责期限使得债权彻底消灭，作为债务人的投资者解脱束缚，这使得非法人企业投资者的无限责任相对化。该影响不可谓不大，立法者对这种选择的解释是：立法的价值取向逐渐从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转向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债务人的利益，在一定期限届满后免除个人独资企业债务人的持续偿还责任，可以减轻投资人的负担，这也是对诚实无过失的投资人的一种保护。坚持单独期限说，投资者偿债期限与诉讼时效就成为一种并列关系，作为非法人企业之债权人既要受到民法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范，同时也受到5年偿债期限的规定。

  　　但单独期限说在实践中有无法操作的可能，原因在于，个人独资企业法所设定的5年偿债期限有一个条件：债权人在5年内未向债务人提出偿债请求。若5年内债权人提出了偿债请求，则5年期限如何处理就不无疑问。一种处理方式是，从提出偿债请求之日，5年期限重新计算，则该5年为免责期限的性质无从体现；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即使有偿债请求，待5年届至则投资者即无须偿还。第二种方式的不合理至为明显，且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丧失了意义，如此，单独期限说就不仅是对法律的解释，而是事实上改动了法律。

  　　考察国外立法例，可以在《日本商法典》与《韩国商法典》中找到相关规定。《日本商法典》第145条对无限公司股东的责任规定为，（股东责任）在本公司所在地进行解散登记后5年内未提出请求或请求预告的公司债权人，于登记后经过5年时消灭。该条的规定与我国的基本一致。制定更为晚近的《韩国商法典》第267条规定，无限公司社员责任“在总公司所在地进行解散登记之日起满5年，即行消灭”。韩国商法没有为社员的责任期限附带任何条件，是一种绝对的免责期限。因为韩国商法对日本法的借鉴吸收关系，可以认为这里的改动绝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在注意到对免责期限施加限制之不当后的改进。

  　　回到我国法中，对非法人企业投资者偿债期限如果坚持单独期限说，司法实践势必陷入前文所列的无所适从的困境。故而在现行法下，对投资者偿债期限性质采诉讼时效说更为可取。5年的期限构成了特别法上的诉讼时效，对应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但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债权人在5年之内向债务人的求偿将导致时效的中断。企业的解散登记可以作为计算时效的法定起点。

  　　将投资者偿债期限定性为诉讼时效，实现了从企业责任到个人责任的对接，这对信用缺失的我国尤具意义；诉讼时效说也有助于更具解释力与包容力的民商法理论体系的完成。至于减轻债务人负担等价值追求，则需仔细衡量，借助个人破产等制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