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中的公司人格理论（下）

　　五、公司理论的式微

　　1920年代早期之后，分析法学家们开始关注这两个问题：这个美妙的图景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其结果可能如何。针对有机体说所提出的批评早已表明，该理论是填补公司法律思想空白的有力工具。律师和法官在应如何定位公司的问题上如果提不出更好主张，他们就只能求助于法人拟制说。[102]不过，这些委曲求全的行为并不能解释律师和法官为什么会求助于这样一个虚构的理论。

　　法律过程对非法律材料的引进[103]与拟人化语言[104]两者相结合，共同塑造了一个自治的、富于创造力的、自我指引的经济人形象。这个形象基本上已经融入了社会尤其是法律社会之中。法律讨论所使用的通用术语决定了人们将会如何思考公司及其结构和行为。正如布赖恩特？史密斯（Bryant Smith）于1926年在商业团体的一个圆桌会议上的演说所言，“人们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之所以混乱主要是因为人类具有这样的偏好：一定要从法律人格中解读出自然人格的本质。”[105]

　　尽管在有机体说上取得一致意见的理论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反对，但“解读”还是发生了。弗罗因德把那些认为公司具有伦理人格的思想都贬低为形而上学的，不过他却关注在公司运行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后来的评论家们干脆摒弃了“人格”和“意志”两词的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意义，因为在日常使用中，两词的含义极不精确，而且各自为政，毫无关联。[106]不过于此同时，他们又求助于这样一个权宜之计，而此权宜之计被认为公司的日常行为与其法律概念有关的主张所击碎。到1920年代，拟人化的公司已经接纳了公司人格化的理论，这个理论仅仅作为一个比喻而被主张有机体说的学者所接受。

　　对公司人格化理论将引导法官做出有害判决的担忧，激发了理论家们反对该理论的积极性。他们的反对意见不只局限于争论说“解读”是形而上学的和毫不相干的。绝大多数反对者认为“解读”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们认为有关公司人格的代表性理论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使用概念时，都是按照该概念在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意义来使用的。[107]有一篇评论文章更是令人费解，它争论说，人格本身不应屈服于实质判决。布赖恩特？史密斯十分明确地提出如下批评：

　　并非是法律人格决定了结论。不能因为主张公司在某些目的下被认为是法律上的人，就导出公司在任何目的下都必然是法律上的人的结论，同样，不能因为主张合伙在某些目的下不是法律上的人，就导出合伙在任何目的下都必然不是法律上的人的结论，否则就会把公司之为人格与合伙之为非人格两者理解为主人而非仆人，也是在没有探究问题是非曲直的情况下而依毫不相关的因素来决定法律问题。期刊（上的批评文章）只攻击一个名称的作法是不正确的。[108]

　　有些人主张，使用公司人格这一概念，不是为了掩盖不恰当的推理，就是为了证成不正确的结论。[109]

　　对有机体说的接受，给法院和律师如何运用该理论带来了难题，同样也导致了对该理论本身进行深刻的重新检讨。在对“真实的人”理论进行深刻的重新检讨时，法律现实主义正在兴起。在类合伙论的压力之下，法人拟制说令人吃惊地迅速衰落；有机体说紧随其后，也同样迅速式微。这两个公司理论的衰落激活了刚刚出现并意欲立身的学术冲动（an intellectual dynamic）。即使在保卫“公司是真实存在”这一理论时，一些法律思想家（包括现实主义者）也开始主张说，“公司是真实存在”在法学上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

　　现实主义者所看重的，是社会认为值得给予保护的利益。对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一点是清楚的：在公司财产的正确运行中，社会拥有着一份利益。公司具有生产商品、提供服务、雇佣劳力、进行革新、发展壮大的能力，这些都是社会利益之所在，并因此成为法律制度保护的对象。社会可能愿意去保护和支持公司财产的运行机制，而个人亦有利益存在其中。杰勒德？亨德森（Gerard Henderson）的奠基之作《外州公司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将利益而非固有权利作为其分析的前提。他在对公司财产之所以受保护这一问题进行诠释时写到：“权利与义务的对象、一笔基金、一座楼房、一个未出生之婴儿、一个家庭，任何事物均可被视为法律的元体。正如某人所说，除了实用，没有其他任何理由能够解释：法律为什么不赋予夏天的最后一枝玫瑰以不被采摘的权利。”[110]

　　现实主义法学家和哲学家因此开始主张，公司人格理论是完全可以被取代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对公司人格理论给予了令人晕眩的称颂，但其称颂在下列不容忽视的事实面前就站不住脚了：“有人主张说一些社会实在的确存在，这是一个纯粹的事实。这个主张与人类追求真实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与这个主张不同的拟制说同样如此。在我看来，这一例证显然令人瞩目，它提升对人格观念进行摒弃这一作法的价值，直到所涉及的具体事实和关系从其自身考量出发而被直视和陈述：保留人格一词不会产生大的危害。”[111]

　　法学家们接受了一般权利的新观念，并将其应用于公司之上。这个新观念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天然的权利。只有在利益被社会认为是应受保护的之后，这些利益才会被该新观念所认可。政府成为权利的创造者和行使者；公司，进一步说人，成为权利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公司是否与自然人相似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构成权利基础的不再是自然人了。[112]现实主义者对概念主义者的法律思想进行的抨击，就简单地展示了公司理论。公司作为自然人联合体的最为重要的现代模式，被缩减为更大社会认可的一束利益。曾经被赋予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的公司自治，现在被限定为社会对于商业实体的期望了。

　　在随后的几年中，公司问题上的学术研究方向是清晰的。律师阿道夫？A？伯利（Adolf A. Berle）和经济学家加蒂纳C？米恩斯（Gardiner C. Means）于1933年出版了《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该书是基于企业财务的资料专门写成，被证明是一篇著名的学术著作。作为一篇有关社团理论的著作，该书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这本书与其他论述公司问题的学术著作有着显著的区别，它论述了公司的运作、权力、等级结构及其在组织商业运作的诸多方式中所处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该书没有关注对公司自治的政治肯认或社会肯认这一问题。该书举例证明了现实主义的学术研究不能为法律思想超越现存状态提供一个框架。该书在接受公司现存地位的同时认为，公司不是自然人联合体的模式，而是商业实体的模型，并且该模型是静态的。例如，伯利和米恩斯在文中提出了大公司的行为应当被视为国家的行为的看法，而他们的这一看法就是失败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和经验上均不是所有权与控制相分离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两人的看法似乎又回到了授权理论，但它却无视公司自治的现实。又例如，在这个问题上，梅特兰比他们两人更为现实，因为他承认了强有力的中间组织；而他们两人只是看到了象政府一样的大公司，并试图将公司类比为政府。

　　作为哲学或法学上的观点，现实主义者的概念不论做出了多大的贡献，那些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及英美国家根深蒂固的传统权利理念造成危害的政治事件，还是激起了人们对现实主义者的不问道德的法律观进行强烈的反思。尽管现实主义者在还击中把一些精华从其公司理论中剥离出去，但它却没有摒弃拟人化的修辞传统，因为它只剩下这一修辞了。拟人化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表明，试图摒弃这一修辞传统的法律理论家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是徒劳无功的。他们甚至承认，有机体说所培育的自治，促生了许多对工业社会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113]他们中间的那些观点最为坚定的人认为，正是社会用以处理制度的概念和述评塑造了关于这些制度的思想。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然后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法律教授和一些思想古怪的人，甚至一些法律现实主义者，他们在解决公司人格化和自治问题时都大量引用瑟曼？阿诺德的《资本主义的神话》（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一书。瑟曼？阿诺德认为，拟人化的比喻实质上改变了人们思考私有财产的方式，后者又影响了商业实践和政府决策。[114]

　　人格化根植于历史的神学争论和现代的商业需要之中，它已被证明是一个使自治的公司及其管理合法化的专门工具。私有财产权被移交给自然人联合体，联合体又使自己在政治上合法化，两者均有助于培育现代政治经济学。曾是国家衍生工具的公司变成了国家的对手，自治团体管理的成功则树立了个人主义财产观念的领导地位。尽管面临现代法律学者的反对，但公司已经变成一个完美的经济人了。

　　[1] Dartmouth college v.woodwatd，17 U.S.518（1819）

　　[2] Id.at 636.

　　[3] 联邦最高法院在最近两个判决中所表明相反的态度，清楚地例证了公司法学的现状。在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v. Bellotti一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公司作为国家创造物，仅仅享有国家授予的权利”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走向了一个极端。435 U.S.765，788n.14（1978）。法院进一步主张，公司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而在CTS Corp.v.Dynamics Corp. of America一案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州反接管立法，说到：“我们认为上诉法院未能理解商业条款（译者注：商业条款指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对国会”管理合众国与外国、州际及与印第安部族间贸易“的授权）在分析这一事实上时具有重要意义：各州对公司的管理进行规制，是在规制那些其存在和性质是州法的产物的实体。107S.Ct.1637，1649（1978）。法院随后引用了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达特茅斯案判决中做出的”公司是一个‘拟制人’“的宣告，并援引了法官雷奎斯特在Bellotti案判决中的一段反对意见━━这段反对意见包括这样一个见解：若是那样的话，绝大多数公司就被极端化了。令人惊讶的是，鲍威尔法官在判决中同时写下了这两种观点。

　　[4] 实际上，大多数公司法教科书不大注意公司的历史和法理。在大多数教科书中，公司的自治不是一个应予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确定不争的问题。可参见 Harry G. Hen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Laws of Corporations 1-8 （1974）；Detlev F. Vagts， Basic Corporation Law 1-5 （2d ed. 1979） （两书将一些有关公司历史和理论的激烈争论罗列起来进行详尽的介绍，象历史学家一样直线地、附带地看待公司法的历史。）； Lewis D. Solomon， Russell B. Stevenson， Jr.， and Donald E. Schwartz， Corporations： Law and Policy， Materials and Problems 1-7 （1982）。所罗门等人承认他们在历史解释上持不同意见，并说：“我们一般把现在的商事公司看作是个人的联合体，它是出于共同的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它拥有一系列属性，诸如永久存续、有限责任、独立法律实体、集中管理、利益可移让性等。商事公司的这些属性使其与个人联合体所采取的其他形式区别开来。公司的许多历史就是公司上述属性的演化史。” Id. at 1.

　　[5] 因此，只有在人格化取得胜利之后，公司才能获得充分使用财产的最高自由（经济历史学家戴维？兰蒂斯称之为“完全财产权”）。参见兰蒂斯的The Unbound Prometheus一书，16（1969）（该书充满这样的释义：所有权的诸要素在作为所有者的自然人（们）身上合为一体，所有者能够依其本人的意思自主地使用和处分所有权的客体。）

　　[6] Oscar and Mary F. Handlin， 在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一书中（ 5 J.Econ.Hist. 1， 22-23 （1945））， 认为现代公司产生于杰克逊时代（ Jacksonian period）之前。 Rostow 认为现代公司产生于美国经济起飞后的几年中，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参见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36-37 （1960）。 Rostow 也指出，美国经济的起飞“先于或者同时于市场组织的根本改变”。Id. at 51. 尽管公司尚未取得完全财产权的法律地位，但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时它们不再是进行资本组织的特别方式了。

　　[7] 参见Handlin and Handlin， 5 J.Econ.Hist. at 18-19 （cited in note 6）；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68-69， 148-52 （1980）。 甚至经济学的原理也是反对公司的。参见 Adam Smith， 1 The Wealth of Nations 144-46， 470 （R.H. Campbell， A.S. Skinner， and W.B. Todd， eds. 1976）。

　　[8] 参见Thomas R. Navin and Marian V. Sears， The Rise of a Market for Industrial Securities， 1887-1902， 29 Bus.Hist.Rev. 105 （1955）。Navin and Sears强调，甚至美国的一些最大的工业企业也被家族所紧紧控制。 大企业被铁路所制约；公众公司在工业领域几乎不存在。

　　[9] The classic studies are Oscar Handlin and Mary Flug Handlin， Commonwealth （1947） and Louis Hartz， 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 （1948）。最近的两个研究成果证明，这个发展的分配效应在地理上和阶级上都是不平衡的。See Harry N. Scheiber， Ohio Canal Era （2d ed. 1987） and 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1977）。

　　[10] James Willard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3-32 （1956）。

　　[11] George Heberton Evans， Business In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00-1943 14-19 （1948）。

　　[12] James Willard Hurst，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4-18 （1970）。

　　[13]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79-205， 287-89 （1977）。

　　[14] See Gerald E. Frug， The City as a Legal Concept， 93 Harv.L.Rev. 1057， 1095-1120 （1980）。 For an extended treatment of this evolution using the city of New York as an example， see Hendrik 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in American Law， 1730-1870 （1983）。

　　[15] 关于十九世纪末美国改革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最好的著作是 Robert H. Wiebe的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 1920 （1967）。

　　[16]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403-11 （2d ed. 1985）。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法律编纂者真正取得成功的领域是商法━━商业惯例被写进法律。商法的成功甚至抑制了法院改变商业关系中正在使用的概念的能力，并有助于促使法律人到标准的法律教科书之外去寻找思想。

　　[17] See， for example， Scheiber， Ohio Canal Era 135， 176-77， 297-98， 358- 59 （cited in note 9）。 公营企业的衰落是Hartz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主题。 Hartz， 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 （cited in note 9）。

　　[18] 公司对自由主义法学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或多或少自由地运转着的、个人与财产的集合。普通法和美国宪法制度都是自由的法律制度，因为其之所以被制定就是为了调和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冲突。它们不太擅长处理象公司这样的媒介机构。公司，至少是一部分公司，有权要求从政府控制中得到独立与公民的忠诚。本文将使用“媒介机构”（intermediary institutions）这一概念来描述那些正式建立的和非正式建立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独立于政府，有权要求得到某个阶层或其他阶层的公民的忠诚和注意。

　　[19] 17 U.S. 518 （1819）。 代理律师的辩论和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法官华盛顿和斯托里所发表的观点，反映了宣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需要与国家的合法主权之间的紧张对立。然而，在对这三个观点进行认真解读后，你会发现，法官们在讨论特许状授权的公司时，他们指的并不常常是同一种东西。马歇尔的观点是最著名的，尽管他看到了私营公司与公营公司的区分，但他指的是最一般的意义上的公司。 id. at 629-39　他没有明确地提到过商事公司（business corporations）。 华盛顿的观点是最狭窄的，他关注的更多地是合同义务而不是公司的性质。 Id. at 654-66. 斯托里接受并详细阐述了 马歇尔的区分，明确地把商事公司放到马歇尔所勾划的保护之下。 Id. at 667-77.

　　20] Id. at 573-74， 617.

　　[21] Id. at 629-35. See also id. at 667-69 （斯托里）。 法官斯托里详细地检讨了商事公司，包括保险公司、运河公司、桥梁公司和收费公路公司。

　　[22] Id. at 636.

　　[23] Id. at 636-37.马歇尔在共同反对“永续存在的能力是行政上的能力”的观点时，更加清楚地使用了人格化这一概念。“人格化的美名，没有赋予公司行政上的能力或者行政上的属性，同样也没有赋予给自然人。” Id. at 636 （emphasis added）。 “天然的”和“拟制的”两词的使用表明，马歇尔在两个案件判决中的意思：实体的特殊能力（例如永续存在的能力）是按照其享有财产的能力来界定自己的。以自然的方式享有财产的是单个的自然人；以拟制的方式享有财产的是法人。

　　[24] Evans， Business Incorporations at 10 （cited in note 11）。

　　[25] The People v. Assessors of Watertown， 1 Hill 616， 620-21 （N.Y.Sup.Ct. 1841）

　　[26] See Nesmith v. Sheldon， 48 U.S. 812 （1849）； Grangers‘ Life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 v. Kamper， 73 Ala. 325 （1882）； Lithgow Man. Co . v. Fitch， 5 Ky.L.Rep. 605 （Sup.Ct. 1884）； Van Etten v. Eaton， 19 Mich. 186 （1869）； Abbott v. Omaha Smelting Co.， 4 Neb. 416 （1876）。

　　[27] Fargo v. L.， N.A.  C. Ry. Co.， 6 F. 787 （C.C.D.Ind. 1881）。

　　[28] See for example， United States v. Amedy， 24 U.S. 391 （1826）； Douglass v. P. M. S.S. Co.， 4 Cal. 304 （1854）； Emerson v. Goodwin， 9 Conn. 422 （1833）；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 v. City of Richmond， 67 Va. 1 （1875）； Miller‘s Ex’or v. Commonwealth， 68 Va. 110 （1876）。

　　[29] Loudon v. Coleman， 59 Ga. 653 （1877）； Fisher v. Horicon Iron  Man. Co.， 10 Wis. 351 （1860）。 But see Betts v. Menard， 1 Ill. 395 （1831）（只有在有实现特许状条款之必要时，公司才应被视为自然人。）

　　[30] 只要有措辞模糊的地方，在解释特许状时就会做出不利于公司的解释。See Perrine v. Chesapeake  Delaware Canal Co.， 50 U.S. 172 （1850）； Rice v. Railroad Co.， 66 U.S. 358 （1861）； Minturn v. Larue， Fed.Cas. No. 9， 646 （1858）； Tompkins v. Little Rock  Ft. S. Ry. Co.， 21 F. 370 （1883）。 Furthermore， powers did not flow by implication. See Moran v. Commissioners of Miami County， 67 U.S. 722 （1862）。

　　[31] 例如，同 Andrew Allison相比， The Rise and Probable Decline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in America， 7 Reports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41 （1884） （关于对公司怀有敌意的预测） with The Growth of Corporate Organization， 20 Central L. J. 481 （1885） （除了对公司的敌意外，公司仅仅是经济增长后面的动力）。

　　[32] Dartmouth College， 17 U.S. at 553， 636， 642.

　　[33] Id. at 637-38.

　　[34] For Justice Washington‘s opinion， see id. at 654-66. 华盛顿用四页的篇幅解释了特许状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斯托里用十一页的篇幅检讨了当时所构思的公司性质，其所指公司包括商事公司。Id. at 666-77. 很明显，只要谈及商事公司和慈善团体与国家的关系，斯托里就把两者相提并论。 Id. at 670-71. 在特许状是一个合同的观念上，法官 斯托里和 马歇尔的意见上一致的。 id. at 683-84， 并且他清楚地表明，即使国王自愿缔结合同从而授予对方一些高级权力，斯托里也从中读出了特许状在政治上是有层次的意思。See id. at 685-86.

　　[35] See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336-37 （1945）； Evans， Business Incorporations at 11 （cited in note 11）。

　　[36] See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at 197-98 （cited in note 16）。 Compare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at 66 （cited in note 10）。赫斯特认为，这些保留条款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动态财产与担保财产之间，国家立法机关更喜欢前者。因为达特茅斯学院案之后美国普遍存在反对法人的情绪，所以这种解释似乎是问题的。 在Hurst举的例子中，各州允许铁路公司不予考虑收费公路和内河运输公司的权利要求。但这个例子并不能解释各州为什么也把保留条款写入那些新兴的制造业公司的特许状中（这些公司的财产最具活力、组织得最好）。同担保财产相比，公司似乎从以下的论调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即，明确的赋予公司权利，从而推翻这样的论断——公司是一个动态财产。 更加可能的会是，担保论调仅仅是完全的权威下的再评价。参见 1 Rose‘s Notes o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s 985-88 （rev.ed. 1917） （discussing Dartmouth College）。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s a quotation from Justice Field discussing the reservation clause in terms of sovereignty. See id. at 985-86， quoting Tomlinson v. Jessup， 82 U.S. 454， 458-59 （1872）。

　　[37] See United States v. Amedy， 24 U.S. 391 （1826）； United States Bank v. Dandridge， 25 U.S. 63 （1827）； Hager‘s Town Turnpike Road Co. v. Creeger， 5 Harris  Johnson 122 （Md. 1820）。

　　[38] 多年以来，对于法律和法史学家来说，著作浩瀚，主题集中。新近的著作中最为前沿而深入的是下列两本：Harry Scheiber，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 5 Perspectives in Am.Hist. 327 （1971） and James Willard Hurst， Law and Market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1982）。

　　[39] 38U.S.518（1839）。

　　[40] U.S.const.art.IV

　　[41] 参见Hurst， Legitimacy at 64-65 （cited in note 12）；Alfred H. Kelly and Winfred A. Harbiso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326-27 （5th ed. 1976）。后一书的两个作者认为政府对公司行为的控制的限制开始于1887年，并且还认为圣克拉拉公司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一案是对国家干涉行为的进一步限制。赫斯特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对国家行为的限制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然而，morton horwitz 却怀疑该案的意义。参见Morton J. Horwitz， Santa Clara Revis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 88 W.Va.L.Rev. 173， 188-90 （1985）。然而，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的公司法理论的关键作用在于其彻底摧毁了有关公司行为的限制。

　　[42] 肯定奥古斯塔银行最主要的案例是保罗诉弗吉尼亚案，75 U.S. 168， 178-82 （1868） （dictum）。在1872年，南加利福尼亚法院发展一个规则，规定立法机构有权对这些情况施加影响，即外国公司在法院内进行诉讼的能力。参见The Ex.B‘nk of Columbia V.Tiddy and Davison，67N.C.169（1872）。在1883年，法院认为立法机构可以在犯罪惩罚的前提下禁止外州（国）保险公司的代理在该州从事商业活动。参见Pierce v .The people，106III.11（1883）。尽管权利和豁免条款不能适用于公司，法院最终还是在商业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中找到了对于各州干涉外州（国）公司的限制。现在比较全面的争论，请参见Western L.I.Co.v.Bd.of Equalization，451U.S.648（1981）。

　　[43] See， for example， Chief Justice Waite‘s opinion in Munn v. Illinois， 94 U.S. 113， 125-30 （1877）。

　　[44] Victor Morawetz，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Other Than Charitable § 29 at 24 （1882）。

　　[45] Henry O. Taylor，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Having Capital Stock iv （1884）。

　　[46] Morawetz，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 1 at 2.

　　[47] Taylor，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 23 at 14.

　　[48] Morawetz，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 28 at 24. See also Taylor，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 60 at 34 （其认为，在普通授权法，特别许可的重要性已经过时了。比起有限合伙，公司所需要的特别许可通常更少）。John Norton 波梅诺在评论泰勒的著作时说： 构成公司的、纯粹哲学上的非物质实体与其单个的成员大相径庭，其“法律人格”这一普通法概念，是在公司全部是由国王授权的特许状创设时，是在还没有多少公司是“股份”公司时，是在公司设立人的法律地位完全淹没在公司这个“法律上的人”之中时，是在公司作为“法律上的人”这个创造物及其法律地位的必然结果最终形成实际上的垄断时，……才出现的。美国的法院，不管是各州法院还是联邦法院，在这些联合体上，几乎毫无例外地使用着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概念和同样的原理。这些语言、概念和原理最初只在纯粹的普通法观念和规则中才被适用于公司。Note， The Legal Idea of the Corporation， 19 Amer.L.Rev. 114， 115-16 （1885） （quoting Pomeroy） （emphasis in original）。

　　[49] Taylor，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 61 at 34 （cited in note 45）。

　　[50] 莫拉维茨也认为这个区别是核心的。公司的业务是由股东选举出来的特别代理人以公司身份、并为了这个联合体的利益来经营的。另一方面，在法律看来，每个合伙人所为之任何行为和缔结之任何契约，均归属于公司的个体成员。参见莫拉维茨，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 3 at 4 （cited in note 44）。

　　[51] Id. § 31 at 26. 莫拉维茨 uses similar reasoning to evaluate executed ultra vires contracts. Id.

　　[52] Taylor， Law of Corporations §§ 38， 32-37 （cited in note 45）。

　　[53] 13 F. 722 （C.C.D.Cal. 1982）， appeal dismissed as moot， San Mateo County v. Southern Pac. R.R.Co.， 116 U.S. 138 1885）。 See also Circuit Judge Gilbert‘s remarks in United States v. Stanford， 70 F.346， 358 （9th Cir. 1895）， aff’d， 161 U.S. 412 （1896）， for a suggestion as to how long this view retained its currency.

　　[54] The Railroad Tax Cases，13F.at 744.第十四修正案保护“个人”的正当程序条款。该修正案内容如下：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声明接受美国管辖的人，是美国的公民，也是其所在州的公民。任何一州的法律不得旨在侵犯美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豁免。没有正当的程序，任何一州不等剥夺公民的财产、自由以及生命，在其管辖领域内也不得拒绝为公民提供平等的司法保护。

　　[55] The Railroad Tax Cases，13F.at747.

　　[56] Id. at 757. 在该引文之后，他紧接着用几页的篇幅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反复强调说，他发现对公司财产进行保护并不是在保护公司这个“人”，而是在保护公司的成员。然而有趣的是，索雅法官在论述中引用了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v.Deveaux [9U.S.51，87-88（1809）]一案中的推论，而在这个案子中马歇尔是以股东的住所来确定有管辖权的法院的。

　　[57] The Railroad Tax Cases， 13 F. at 758. See also .

　　[58] Id. at 748. 菲尔德法官和波梅诺教授就该案进行了交流。 他们的交流是秘密进行的，彼此非常尊重对方的建议，这表明在菲尔德法官面前，波梅诺教授的影响已经大大高于正规的委员会的影响。请参见1883年3月28日菲尔德法官写给波梅诺教授的一封信（reprinted in Howard Jay Graham， Everyman‘s Constitution 106-08 ，1968）。

　　[59] 联邦最高法院以该案存在未决事项为由驳回案件。因为康克林不同意驳回案件，所以官方书记员在记录中没有将其列为记录在案的律师（attorney of record）。参见 San Mateo County v. Southern Pac. R.R.Co.， 116 U.S. 138. 然而康克林的确曾经在法庭上就该案事实进行了辩论。参见29 L.Ed. at 589.

　　[60] Charles A.Beard and Mary R.Beard，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111－113（rev.ed.1937）。

　　[61] Oral Argument of Roscoe Conkling， San Mateo Case， Arguments and Decisions （Hopkins Railroad Colle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reprinted in Graham， Everyman‘s Constitution at 606 （cited in note 58）。康克林在他的口头辩论中抛弃了公司拟制理论中的授权理论部分。但是，他仍然认为公司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集束。进一步说，他原来认为集合财产因某种说不出的原因所以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但他现在不这么认为了。不过他仍然坚信，集合财产的权利独立于并超越了个人之间的契约集束。所以，尽管他认识到了公司财产在功能上的统一，但他仍然未能清楚地表达出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在既定场合能够维护这种统一而不是公司财产的静态价值的理论。

　　[62] 118U.S.394（1886）。 现代历史学家凯利和哈比森论证说，圣克拉拉案判决在限制各州对公司行为的控制权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ee Kelly and Harbison， American Constitution at 326-27 （cited in note 41）。然而，更具历史价值的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由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合著的里程碑式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委员会认为，在国内战争之后，因为有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正当程序条款赋予公司的自主权，所以公司的财产得以迅速增加。比尔德论证说，这个满含密谋的条款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而制定的，但它还有一个狡猾的目的，即，将所有不能得到宪法保护的“人”都纳入到自己的保护之下。圣克拉拉案的判决不过是宪法修正案的制订者们心怀的这个企图在司法上的一次表现。Beard and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at 112-113 （cited in note 60）。

　　通过把学者们的注意力定格在第十四修正案上，两个比尔德成功地将公司的人格化问题定位于一个宪法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从日常习见的商事法律中跳了出来。尽管比尔德正确地感觉到了公司人格化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错误的。宪法上的人格化只是对根植于法律历史中的公司人格观念的最终修正。

　　比尔德关于宪法14修正案的“阴谋论”也是错误的。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s by Howard Jay Graham uncoupling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from its cabalistic history： The ‘Conspiracy Theory’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47 Yale L.J. 371 （1938） （Part I）； 48 Yale L.J. 171 （1938） （Part II）； Four Letters of Mr. Justice Field， 47 Yale L.J. 1100 （1938）； Justice Field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52 Yale L.J. 851 （1943）。 These articles are reprinted and updated in Graham， Everyman‘s Constitution （1968） （cited in note 58）。

　　[63] 118U.S.at 396.

　　[64] Letter from Chief Justice Waite to J.C.B. Davis， 26 May 1886， quoted in Graham， Everyman‘s Constitution at 567 （cited in note 58） （emphasis added）。

　　[65] Ernst Freund， The Legal Nature of Corporations （1897）； Otti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rans. 1900）。 弗罗因德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法理学的助理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前，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受过教育。弗罗因德的著作既研究历史法理学，也研究个人与公众的关系。梅特兰是当时最为杰出的英国法律史学家。尽管基尔克的著作详细论述了同一时代大陆法系中的有机体学说，梅特兰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潜在的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更感兴趣。梅特兰对基尔克的兴趣在于历史方面和理论方面；他从历史论和本体论两个方面寻求团体的自治。

　　[66] 通过把问题看作是一个法律体系内部的变化━━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时间层面上其都会体现出来，法律社会所面临的智识危机就会被很好的理解。托马斯S？库恩的杰出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d Revolutions） 界定了科学范式的变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有更广泛的应用。该书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涉及到通过主流的理论来发现难以解释的不规则的事物。第七章介绍了通过超出本身范围的因素，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是怎样被深深的影响并瓦解的。第八章阐明，应当坚持原有的范式，除非新的范式已经彻底的取代了原有范式的地位，这准确地解释了美国律师们遇到公司问题时有着怎样的感觉。J，G.A.Pocock 曾经建议采用库恩的理论来分析政治思想体系的变迁，正如他所说所那样，“人们通过语言交流体系进行思考，这些体系有助于他们建立自己的概念世界、权利结构（或者说是与此相关的社会世界）。概念世界和社会世界也可以被看作是彼此相关的内容，以便从具体事物中得到抽象描述。现在，个人的思考可能被看作是一个社会事件，一种范式体系内部发生的反应和交流行为，并且，还可能被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范式体系和相互作用的世界（体系和行为帮助建立了这个世界，反过来这个世界又建立了体系和行为）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参见J.G.A. Pocock，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15 （1973）。

　　库恩的著作有时通过零散的个人，讨论了对于部分替代范式的零散的发现和再发现。虽然每一本著作都有不同的内容，本质特征上与他人的著作也不一致，但每本书都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对于他的著作，我们会毫无不费力地做出这种描述。虽然理论家和实践者都没有认识到作者们在竞相设计关于公司的新观点时各本著作彼此之间的价值，但是他们还是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找到了大体相同的理论。就象在圣克拉拉案中的那样，一些作者漫不经心地偶然发现的公式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新的范式。对此，任何人都不应感到惊讶。然而，圣克拉拉案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司概念，但是直到关于公司地位的旧公式被推翻，律师们能够充分运用那些理解这个新公式的人所作的法院判决时，这个线索才结出硕果。

　　公司法律（公司法理）的二值逻辑语句（second order statements）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更加抽象的层面上再现了实践层面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影响只能从信息传递、映象折射、思想解释中推测或猜测，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法学上的争论为法律从业者开展业务提供了一个框架。因此，除了法律从业者的工作之外，把法学论著也考虑进去，是非常重要的。法学论著有自己的东西，法律从业者对法学论著的影响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以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将对于直接影响的任何联想限制在被引用的东西上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所有东西仅仅构成文章的脉络。

　　[67] See Alexander Nékám， The Personality Conception of the Legal Entity 48-50 （1938）。

　　[68] See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3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308-09 （H.A.L. Fisher ed. 1911）。 The essay， ‘Moral Personality and Legal Personality，’ was the Sidgwick Lecture， given at Newnham College in 1903.

　　[69] See Harold J. Laski， The Personality of Associations， 29 Harv.L.Rev. 404， 404-05 （1916）； George F. Canfield，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the Corporate Entity Theory， 17 Colum.L.Rev. 128 （1917）； Bryant Smith， Legal Personality， 37 Yale L.J. 283 （1928）； Arthur W. Machen， J.， Corporate Personality （Part 1）， 24 Harv.L.Rev. 253 （1911）。

　　[70]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不能小看语言在这篇文章中所起的作用，因为这样很容易使历史学家和分析家陷入简化论的境地，从而把公司仅仅看作是十九世纪末经济上的平等交换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法学问题就是政治语言的问题，是对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物质关系的语言建构。然而，作为一个语言上的建构，公司的拟人比喻引导了关于公司的思考，反过来又控制了物质关系本身。正如，Pocock 在总结库恩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在他（指库恩）所谓的‘标准科学’这一华丽的词汇上，范例（控制概念和理论）是如此完满地发挥了人们期待给它的智识上的作用，以至于它不仅极有权威地指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还指出了那些将被概念化为必需的解决办法的各类问题，并因此规定了智识努力的方向、模式、分配和组织，并进一步在构成‘科学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之中提出了权利的归属和界定。Pocock， Politics at 13 （cited in note 66）。因为那些研究公司法学的人为理解公司在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公式、语言和新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们引领了律师，而不是简单地用可供使用的法学工具对问题做出回应。正如Pocock 指出的那样，”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分法的压力之下，我们已经把全部的注意都放在了受自身之外的社会事实局限的思维之上，而对于标示、牵涉、假定和暗示信息的和执行各种信息功能（最简单的功能就是包含和交换信息）的思维，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71] See， for example， E. Merrick Dodd， Jr.， Dogma and Practice in the Law of Association， 42 Harv.L.Rev. 977， 980-84 （1929）； Martin Wolff， On the Nature of Legal Persons， 54 L.Quart.Rev. 494， 494-95 （1938）。

　　[72] See， for example， Maitland‘s equation of the state and corporations in order to help explain the basis for associative life.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at ix （cited in note 65）。

　　[73] See id. at xiv， xxviii-xxx； Maitland， 3 Collected Papers at 310， 314-15 （cited in note 68）。

　　[74] See， for example，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52， 96-7 （cited in note 67）； Frederick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xvi， xli （1930）。 Nékám and Hallis disagreed with Maitland that anything resembling rights inhered in either groups or individuals simply because rights were based upon human beings.

　　[75] Maitland， 3 Collected Papers at 314-15 （cited in note 68）。 See also the summary of Maitland and Gierke in Paul Vinogradoff， Juridical Persons， 24 Colum.L.Rev. 594， 602 （1924）。 对于美国法学偏狭性的洞察，没有哪篇文章比这篇发表在顶级的美国法律评论上的文章做得更好。这篇文章是一位英国法学教授在讨论由德国和英国学者引发的关于法理学问题时写就的。

　　[76] See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at xxi-ii， xxxii， 87-100 （cited in note 65）； John Dewey，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Corporate Legal Personality ， 35 Yale L.J. 655， 666-67 （1926）。

　　[77] See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at xxv-xxvi， xxviii， xxxviii， xl， 70- 71， 87， 95， 98 （cited in note 65）。

　　[78]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xxxiii （cited in note 74）。 See also id. at xxix， xxxii-xxxiv.虽然这本书直到1930年才出版，但是汉里斯却在书中描述了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直至他写作该书时止这一段时期法律思想所发生的变化。在该书中，他对研究关公司人格化问题的主要思想家进行了广泛的评价。因此，该书应当部分地被看作是一本有关理论的评论，部分地被看作是对社会学知识的实践。在汉里斯看来，他所评论的各位思想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他们的思想的核心部分。

　　[79] 一个评论者看到了困难所在，他说：“如果公司的人格是一个拟制的东西，那么无论如何它都不是一个如此清晰可见以致于我们可以看到藏在其背后的真相的拟制物。”W. M. Geldart， Legal Personality， 27 L.Quart.Rev. 90， 96 （1911）。 汉里斯在书中评论的学者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措辞，在这些措辞中，我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术语的混乱。

　　[80] Id. at 95-97； Machen， 24 Harv.L.Rev. at 257-58 （cited at note （69）； Arthur W. Machen， Jr.， Corporate Personality （Part 2）， 24 Harv.L.Rev. 347， 360-61 （1911）。

　　[81] See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xvii， xix， xxiii， xxx， xxxvii- xxxviii， liii （cited in note 74）； Dewey， 35 Yale L.J. at 655， 657， 667 （cited in note 76）； Maitland， 3 Collected Papers at 310-12， 394-95 （cited in note 68）； Laski， 29 Harv.L.Rev. at 405-06， 425-26 （cited in note 69）； Dodd， 42 Harv.L.Rev. at 1010 （cited in note 71）；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31 n.15 （cited in note 67）；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at xli-xlii （cited in note 65）。

　　[82] Compare Maitland， 3 Collected Papers at 314-15 （cited in note 68）；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xxxvii （cited in note 74）； Smith， 37 Yale L.J. at 288-89 （cited in note 69）； and Max Radin， The Endless Problem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32 Colum.L.Rev. 643， 652-53 （1932） with Dodd， 42 Harv.L.Rev. at 979-81， 984-85 （cited in note 71）。这些学者认为，尽管法院不能正确地地将那些没有得到国家批准的实体看作是真实的东西，法律体系也需要把所有的实体看作是真实的。Dodd认为，正是私人组织和国家批准的结合证成了公司在法律意义上的存在。我们必须记住，Dodd作出了让步，他承认了独立于国家的团体的真实存在，他的观点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极端的实证主义（这一思想主张，只有在获得国家的承认之后，权利才为任何人或物所固有）的先兆。

　　[83] Maitland， 3 Collected Papers at 316 （cited in note 68）。

　　[84] Freund， Corporations at 22 （cited in note 65）。 See also Max Radin， A Restatement of Hohfeld， 51 Harv.L.Rev. 1141， 1159-60 （1938） （arguing that a transference of rights could not occur， but that rights could be created in others）。对于持公司是真实的人或真实实体观点的理论家来说，人格化理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公司与其他公认的社会实体（例如家庭）区别开来。人格化理论把注意力放在权利和权力的基础以及社团的统一性上。有组织的活动性和在社会上的连贯性对公司本身而言是不够的。对团体的功能之完整性的保护，使团体得以象一个自然人一样自由地追寻利益。利益的联合（包括商业利益）使公司真实起来，使公司可以合法地主张：它既可以反对那些对其经营说三道四的外部人，也可以反对那些试图拆分公司财产的内部人。See Freund， Corporations at 14， 22-23； Vinogradoff， 24 Colum.L.Rev. at 594 （cited in note 75）；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li （cited in note 74）。

　　[85] Freund， Corporations at 22-23 （cited in note 65）； Canfield， 17 Colum.L.Rev. at 128-30 （cited in note 69）； Machen， 24 Harv.L.Rev. at 258-62 （cited in note 69）。

　　[86] 在弗罗因德和梅特兰之后，研究人格化问题的著述呈现出大胜之势。See， for example， Machen， 24 Harv.L.Rev. at 360 （cited in note 80）； Laski， 29 Harv.L.Rev. at 413， 417， 425 （cited in note 69）； Dewey， 35 Yale L.J. at 669 （cited in note 76）。

　　[87] Machen， 24 Harv.L.Rev. at 266-67 （cited in note 69）。

　　[88] See id. at 256.

　　[89] See for example， Vinogradoff， 24 Colum.L.J. at 595 （cited in note 75）；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xxxv （cited in note 74）；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32-33 （cited in note 67）。Nekam的观点最为有趣。他接受了公司和自然人本质上是相似的这一观点，但是却拒绝接受主张公司和自然人均享有权利的观点。

　　[90] See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at xxxix， xli （cited in note 65）； 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xxxv （cited in note 74）； Henry E. Foley， Incorporation， Multiple Incorporation， and the Conflict of Laws， 42 Harv.L.Rev. 516， 547-49 （1929）。

　　[91] Freund， Corporations at 9-10 （cited in note 65）。

　　[92] See id. at 10， 13； Geldart， 27 L.Quart.Rev. at 97-98 （cited in note 79）； Machen， 24 Harv.L.Rev. at 255-56 （cited in note 69）。

　　[93] 29 Harv.L.Rev. at 415 （cited in note 69）。 See also Freund， Corporations at 15-22， 33-34， 41-43 （cited in note 65）； Geldart， 27 L.Quart.Rev. at 99； Vinogradoff， 24 Colum.L.J. at 604 （cited in note 75）。在拉斯基的比喻中，人格化大出风头，这巩固了公司有机体说。

　　[94] Freund， Corporations at 23-25， 28-30， 34； Vinogradoff， 24 Colum.L.Rev. at 595.

　　[95] Vinogradoff， 24 Colum.L.Rev. at 595.

　　[96] Freund， Corporations at 34-35， 59-60； Vinogradoff， 24 Colum.L.Rev. at 596-97， 604； Geldart， 27 L.Quart.Rev. at 105-06 （cited in note 79）。 See also Hallis‘s discussions of ’Pragmatic Jurisprudence‘ and ’The Theory of Subjective Rights as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s，‘ in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75-105， 166-88 （cited in note 74）。

　　[97] Freund， Corporations at 52 （cited in note 65）。 See also id. at 60.

　　[98] Geldart， 27 L.Quart.Rev. at 106 （cited in note 79）。 See also Laski， 29 Harv.L.Rev. at 412-13 （cited in note 69）， on the inevitable decline of ultra vires. Horwitz， 88 W.Va.L.Rev. at 186-88 （cited in note 41） gives the history of its demise.

　　[99] Freund， Corporations at 57 （cited in note 65）。

　　[100] 有机组织在达到最极端时，几乎就将个人全部包含在内。“生物学家将人体作为一个有机组织来看待，与此相同，政治哲学家习惯于将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组织来看待。黑格尔学派的全部哲学通过类推而贯穿始终，其政治策略对其本身毫无秘密可言。今天，甚至那些在哲学思想追随黑格尔的人也发现有必要缓和社会的有机体理论。”Hallis， Corporate Personality at 166 （cited in note 74）。

　　[101] Freund， Corporations at 70-71 （cited in note 65）。 See generally Navin and Sears， 29 Bus.Hist.Rev. 105 （cited in note 8）。Navin和Sears在在讨论为吸引资本而发行的证券的种类时，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最为清楚：“许多优先股没有表决权。如果你想到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在清算其投资时通常无意放弃控制权，你就不会对这一事实感到惊讶了”。Id. at 119.

　　[102] See， for example， Machen， 24 Harv.L.Rev. at 351-52， 355-58 （cited in note 80）。

　　[103] Freund anticipated this outcome. See Freund， Corporations at 80- 81 （cited in note 65）。 For the later analysis see Dewey， 35 Yale L.J. at 657-59 （cited in note 76）；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100 （cited in note 67）； Elvin R. Latty， The Corporate Entity as a Solvent of Legal Problems， 34 Mich.L.Rev. 597， 606-07 （1936）。

　　[104] See Dewey， 35 Yale L.J. at 662 （cited in note 76）；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36， 53-55， 121 （cited in note 67）； Latty， 34 Mich.L.Rev. 604-05.

　　[105] 37 Yale L.J. at 291 （cited in note 69） （footnote omitted）。 See also Wolff， 54 L.Quart.Rev. at 507 （cited in note 71）；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35-36， 39， 58-59.

　　[106] Freund， Corporations at 75-77 （cited in note 65）； Dewey， 35 Yale L.J. at 656 （cited in note 76）；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30， 55.

　　[107]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40， 59-60， 62， 93-96； Dewey， 35 Yale L.J. at 660-63； Latty， 34 Mich.L.Rev. at 599-600 （cited in note 103）。

　　[108] Smith， 37 Yale L.J. at 298 （cited in note 69） （footnote omitted）。

　　[109] Latty， 34 Mich.L.Rev. at 598， 600， 621-630 （cited in note 103）；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37， 42-43， 49， 57-8， 67 （cited in note 67）； Wolff， 54 L.Quart.Rev. at 501-03 （cited in note 71）。

　　[110] Gerard Carl Henderson， The Position of Foreign Corporations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66 （1918） （footnote omitted）。

　　[111] Dewey， 35 Yale L.J. at 673 （cited in note 76） （emphasis in original）。 See also Latty， 34 Mich.L.Rev. at 605， 611 （cited in note 103）； Radin， 51 Harv.L.Rev. at 1144 （cited in note 84）；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44， 46-48， 113 （cited in note 67）。 Nékám认为争论公司的人格毫无意义。

　　参阅杜威的其他著作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显示了一些真知灼见。按照他的认识论，杜威对纯粹概念主义进行抨击是可以理解的。在题为“经验与理性”一章中，杜威写道：“正如具体是映像和习惯的起点，映像和习惯也可以成为概念和原则的起点。但是映像和习惯将经验抛诸脑后而没有触及；它们没有做出反应以修正经验。” 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81 （1920）。

　　[112] The literature on rights theory is plentiful.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rporation to rights theory at the time， see Latty， 34 Mich.L.Rev. at 601， 615， 630-36 （cited in note 103）； Smith， 37 Yale L.J. at 283， 293 （cited in note 69）； Foley， 42 Harv.L.Rev. at 518-19 （cited in note 90）； Dewey， 35 Yale L.J. at 655 （cited in note 76）； Wolff， 54 L.Quart.Rev. at 494， 505-09， 511 （cited in note 71）； Nékám， Personality Conception at 27-29， 31-38， 43， 69 （cited in note 67）。

　　[113] Dewey， 35 Yale L.J. at 664 （cited in note 76）； Radin， 51 Harv.L.Rev. at 1144 （cited in note 84）； Geldart， 27 L.Quart.Rev. at 104 （cited in note 79）。

　　[114] Thurman W. Arnold， 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 （1937）。 See especially chapters VI， VIII， and IX.

　　美国新泽西州的拉特格斯大学·格里高里·A·马克 中国政法大学·路金成 郑广淼[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