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林被地铁轧断双腿5年后再诉地铁公司

2004年9月29日上午11点，北京地铁南礼士路站，吴华林掉入站台被地铁轧断双腿。从那一刻起，一个家庭便陷入了一场长达5年的诉讼纠葛。而本已结束的官司由于吴华林一张新的诉状和北京市检察院的抗诉，开始了第三轮拉锯。 　　事故
　　吴华林1972年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小时候聪明、调皮，学习成绩好。但由于家境困难，父亲身体不好，主要靠母亲干农活养家，一家8口一年只有几百块收入，他16岁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因为“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应该出去打工照顾家里”。他先到县城做泥瓦工，很辛苦却没挣到什么钱，又学了摄影拍了几年照片，23岁和陈文霞结婚成家。
　　1996年姐姐吴华雯和爱人来到北京做小买卖，倒腾服装挣了点钱。在吴华林的儿子吴涛6岁那年，吴华雯跟弟弟说来北京吧，可以先跟着姐姐学生意再自己起个摊，在北京怎么也能比家里强。2003年1月，临近春节，吴华林一家三口拿着贷款来到北京，住到丰台区石榴园附近一个叫“邓村”的城中村。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这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采光极差，虽然家具就几件，可3个人在屋里就转不开身了。
　　在北京的第一年，因为没有找到合适摊位，吴华林一直跟人跑展销会，从北京配货拉到外地的展销会上卖，北京对吴华林来说就是一个客栈，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住上几天。2004年7月，陈文霞跟着他跑了趟哈尔滨，在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前两人照了一张合影，这是吴华林在身体健全时拍的最后一张相片。之后吴华林就准备在北京踏实下来，在甘家口体育馆租到一个摊位，开始卖拖鞋、手套，生意并不好。
　　吴华林出事前在北京这一年多，舍不得花钱，只要能走到的地方连公共汽车都不坐，第一次去前门都是从丰台走着来回。因为票价贵，更舍不得坐地铁。出事的9月29日那天，是他第二次下地铁，第一次是去天安门。
　　临近“十一”，吴华林听说军事博物馆有展销会，就让陈文霞一个人盯着甘家口的摊儿，他过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摊位。他从甘家口上了公共汽车，一路堵车，他因为着急打算破例坐一回地铁，于是就有了“跑下地铁”那一幕。
　　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的事故调查结论上写着：“吴华林在地铁南礼士路站，准备乘地铁去军事博物馆方向。当其购票进入车站乘车时，由于奔跑速度快，掉下站台，被地铁1601次列车轧断左腿和右脚。”吴华雯向本刊记者表示：“当时地铁公司抓住这个‘奔跑’不放，一般人听到地铁来了肯定会走得快一些，我们家乡话管快走都叫小跑。”
　　事发后地铁工作人员通知了公安部门，将吴华林送到急救中心，并为他垫付了2万元急救费。
　　起诉
　　清醒过来的吴华林要被迫接受已成残疾的事实，他曾悄悄地往窗边蹭，也曾偷藏安眠药试图自杀，“那种感觉没人能理解”。
　　在吴华林手术住院的日子里，吴华雯一直在同地铁公司协商。吴华林告诉本刊记者，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我一外地的刚来北京，连我姐都不懂，我能懂什么啊，只想着能给调解，哪怕就是给解决个工作，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带着孩子凑合过日子就行了”。
　　“但是地铁公司表示，法院判多少给多少，判一两百万也照给，判一分钱不给也不会给一分钱。”协调未果，吴华林一家想到了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来要到医疗费。
　　一家人最初预期是20万元，律师介入后给出的意见是，法律是按照发生地生活标准赔偿，再加上家庭情况和在北京做的3级伤残鉴定。2005年 1月10日，吴华林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地铁公司，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补助器具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50万元。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当时的代理律师柏永援引了《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认为地铁疏于管理，没有尽到提醒和警示的义务，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地铁公司认为，吴华林是由于自身重大过失造成伤害，应由本人承担损失。最后法院一审判定地铁没有过错，驳回了吴华林的诉讼请求。
　　官司输了，吴华林几近崩溃。“判若两人。”吴华雯这样形容。吴华林回忆说：“刚开始在家一天天地憋着，不出去接触人，慢慢地情绪就不对了，容易暴躁发怒或者发闷发愣，都是负面情绪，加上生活艰难，还要了一两个月的饭。要不是家里人支持，好心人帮着，我可能早就不在了。”
　　而吴华雯也开始了她艰难的上访路，去过北京市人大、全国人大，还曾推着弟弟闯中南海被拘留。吴华林那时双腿化脓，甚至已经往外淌骨髓，但是拿不出钱上医院，只能“用创可贴和消炎药”。在上访过程中，有人给吴华雯出主意，让她还去找北京西城区法院，法院的主审法官在看到吴华林的情况后，“觉得再不处理可能要出事”，退还了1.7万元的起诉费，并且打电话给地铁公司让他们出钱治疗。地铁公司预交了2万元押金，职工集资3万元，吴华林才得以继续治疗。
　　翻盘
　　2005年12月，宋义凯无意中从《劳动午报》上看到吴华林案一审败诉的一个“豆腐块”报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判决有问题。“我知道这个案子难打，因为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为了多一分把握，我联系了金占良律师一起合作。当时一审已经下了判决，离二审开庭只有两天了，我们也知道胜诉可能性不大。”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为上诉再审准备材料。
　　金占良在回忆第一次见到吴华林一家时情绪还是很激动。“当时我有点看不过去了，不能一分不给，完全是欺负人。我们第一次到他家受到很大震撼，当时他母亲也在，一个小老太太在门后蹲着，他坐在炕上，他姐站着。一进门他母亲就要跪下，但是没有什么表情，可能已经没有思维了，谁来了都觉得是救星。”而吴华林一开始完全不能叙述当时的情景，一提到那次事故马上就脸通红，跟家人发火。
　　两位律师经常去开导安慰吴华林，用吴华林的话说，“就像我的心理医生”。一次他们偶然看到吴华林家门上贴的字，发现他有这个才华，可以通过练字自强不息，就鼓励他练书法，并且支持他摆地摊卖字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不能完全依靠赔偿，必须自强。凭着这个手艺也能站住脚”。
　　通过练书法，吴华林认识了一些书法爱好者，还得到了好几位老师指点，慢慢地情绪好了起来。特别是在大马路上摆地摊的时候，自己的字能卖个三五块钱，就特别高兴，觉得终于对家里有点作用了。
　　“那段时间我得到了很多人帮助，有人给我送羽绒服、缝坐垫，夏天送吃的、短袖衣服，有一个大妈看我冬天冻得直抖，回家拿了一件就穿了两三次的皮衣送我，我不敢接受，她说孩子你穿吧，放下转身就走了。还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看见孩子上不了学跟着我摆地摊，回家就拿了5000块钱资助他上学，姓什么、干什么的都不说。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我可能早就不在了。”
　　2006年11月，吴华林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申诉。宋义凯说：“第一轮判决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应该适应无过错责任;二是这个案子是侵权和合同违约的竞合，按照《合同法》当事人有选择的自由。按侵权法来打，赔偿数量也比较大。”
　　在重审中，金占良和宋义凯提出地铁是“高速运输工具”，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中有关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且按照《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34条和建设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30条的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人员死亡的，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地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范畴，地铁公司提出参照《道交法》，“适用法律不当”。经过一年多审议，2008年1月，法院判定吴华林胜诉，但由于他落入站台自身存在一定过失，根据公平原则和过错相抵原则，最后判定地铁公司承担80%的赔偿数额，即最后吴华林获赔的80万元。之后地铁公司提出上诉，6月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地铁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的争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教授、轨道交通事故处理专家李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肯定了地铁是高速运输工具，有“注意”和“提醒”的义务，而且“由于目前国内没有一部法律明确规定城市轨道交通的调整关系，参照《民法通则》是没有问题的”。
　　至此，5年诉讼终于有了结果。吴华林成为“从地铁公司获赔第一人”，他说：“这等于给地铁公司敲个警钟，让它把安全措施改进一下，老百姓出行能够更安全一些，我这个案子就没有白打。”
　　“5年的官司白打了”
　　第三轮的拉锯的起点是2008年12月吴华林再次起诉，要求地铁支付后续假肢费用178万元。他们对这项费用的理解是“终审判决留下的缺口 ”。这个所谓的“缺口”就是一中院判定吴华林胜诉的终身判决书上的“今后需要残疾辅助器具费759200元、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75920元??均未充分举证，不予支持”。
　　金占良对此的解释是，判决书上的意思是，“没有票据这部分就先不审了，等你什么时候有票据了再审理。如果当时判了也就结束了，但当事人没有钱，没法安装，也就没有票据，所以当时就没审理。之前80万元的要求不包括假肢，现在有了票据，很自然主动要求再立案继续赔偿假肢”。
　　对于追加赔偿可不可以提起新的诉讼这个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卫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从司法解释看，如果在一个损害事件中，已经主张了赔偿，然后做出了判决，接着又主张原来没有主张的部分，不能成立。但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另行提出来，比如事故发生了，但是当时的损害事实并没有出现。”对于吴华林的案子，“在第二轮审判中，他们提出的赔偿费用里包括了假肢的费用，但是这个已经被驳回了。即使后来有了票据做支持，也不能另行提起诉讼，只能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
　　在吴华林提出了178万元假肢费的诉讼请求后，地铁公司向北京市高院提出再审申请，被高院驳回。之后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检察院以“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向高院提起抗诉，高院经过再审后撤销原终审判决，裁定发回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至此，这场官司在5年之后回到起点。
　　听到发回重审的消息后一家人都懵了。吴华林说：“从高院让我们答复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又不对了，很纳闷，案子都结束了怎么又开始了，加上国庆节之前不让摆摊了，又回家闷着，情绪一下很差。现在医生说我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夜里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这个事。”
　　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说法，认为吴华林不知足，不能没完没了地要，家里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把这些信息都屏蔽了。吴华雯告诉本刊记者：“80万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不少，但是对一个残疾人，手术下来已经20万元了，5年多家里没有收入，把欠的钱还完，交完医疗费、生活费，几年下来就剩不到10万元了。之前高院说假肢费这块争取调解，我们还想着如果能调解，拿上钱就回老家了，跟父母在一起过安稳日子别的都不想了。”
　　对于地铁公司的抗诉成功，金占良非常愤怒，他说申请抗诉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启动抗诉程序，申诉后检察院基本上都会否决。只有地铁公司这样强大的力量才有可能启动抗诉程序。“案子没完没了不是受害者的原因，因为他是弱者，他没有这种能力。5年多艰难的诉讼，都是地铁这种特殊的强势单位造成的，一般的企业、个人都做不到。”尽管如此，金占良对于这次重审的结果很有信心，他认为只是“有可能下调赔偿比例”，但是不管结果如何，“对吴华林都是一种希望。战线拉得越长，希望延伸得就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