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以违章驾车的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确有相似之处，两者侵犯的客体都是交通运输安全；两者在客观上的表现都是实施了违章行车的行为，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两者的主体都可以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也可以是非交通运输人员。但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的罪过形式不同，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不同。前者是出于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后者只能是出于过失。

    对于交通肇事罪来说，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制度可能是明知故犯的，但他对自己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则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到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已经预见到但轻信可以避免，以致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从本案的具体情况看，李宪文的主观心理态度并非如此。他对自己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不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因为他在第一次撞人时有人提醒他已经撞了人；也不是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因为他在发现撞人前后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李宪文身为汽车司机，明知酒后驾车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却在繁华街道上高速行驶。特别是在第一次将高山等三名被害人撞倒后，同车的谭××已经告诫他“你把人撞了，你还开”；事后李宪文也供认他在开车时“总画龙”，左一下、右一下，车撞人时晃一下。这说明李宪文对行车中发生的异常情况是已经查觉到了的，此时他本应减速或者停车查看，抢救被害人，同时也应明确知道如果继续照此行车在马路上乱闯，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不但不听他人劝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继续开车往前闯，以致在驶出约387米的距离内，又连续发生三起撞人撞车事件，撞死、撞伤7人，直至把车撞到另一辆货车上自动熄火时为止。这些情况表明，李宪文对自己行为的危害后果采取了听之任之、满不在乎的放任态度，完全符合间接故意犯罪的特征。

    综上，被告人李宪文无视社会公共安全，违章驾车不计后果，造成不特定多人重伤、死亡和财产损失，一、二审法院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对李宪文的行为定以违章驾车的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