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大陆法系国家，“分权理论的极端化，导致了对法院解释法律这一作用的否定，而要求法院把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都提交给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由立法机关提供权威性的解释，用以指导引领法官”。这实际上是把法律解释也看作是立法权的一部分，禁止法官解释法律，就是禁止他们逾越司法权在政治架构中的边界，这种观念产生的前提是对“人类能够制定出尽善尽美的法律”的理性能力的确信。二十世纪以后，分权理论和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地，人们对立法者和法官作用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是否承认法官造法是法的渊源上，欧洲大陆国家长期犹豫不决，“因为这种承认既与权力分立相矛盾，又与法律制度完善性的教条、因而也与立宪国家的基本观念相违背”。但是，对于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大陆法系国家已经能够报以较为宽容的态度，禁止法官解释法律的教条不再是牢不可破的观念了。现在，“罗马法系倾向于认为，解释法规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确定构成有关法规基础的意图或目的”;因而，一般反对这样的解释理论，即：将法规语词本身作为确定该法规内容的唯一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官灵活适用法律的权力，也是为了实现法律自身的目的;所以，法官虽然可以不受成文法律外在形式(语言)的限制，但是仍然必须受制于法律内在精神的约束。

　　但是，对于“立法意图”是否存在或者“法律目的”能否被发现，有人却心存疑问。主观解释论者就认为，独立于解释者之外的立法愿意是不存在的，法律一经制定，其意思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所以解释者无法也无须探究立法者当时的意思;法律的含义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法律的解释也应当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法律解释的任务就是在法律条文语义可能的范围内，寻找现在最合目的的解释;法律的漏洞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解释具有弥补这些漏洞的功能，所以应当赋予法官以自由解释法律的权力。

　　上述几种对待法律解释的态度，表达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尺度，即法律文本及规范语言对于法官是否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以及这种权威性在程度上的差异。否定司法者解释法律的权力，就是强调法律对于司法者的绝对权威，而且它坚持的是一种以语言为限度的外在标准;客观解释论虽不固守法条语言本身的绝对权威，但仍然强调语言背后的“立法者意图”或者“规范目的”，它坚持的是一种客观的目的论的标准;主观解释论“应当赋予法官以自由解释法律的权力”的主张，则不但动摇了法律语言形式所具有的权威性，而且将“规范目的”的判定标准建立在了法官个人的正义观念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