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德国联邦军首次出兵参战，长期忍让克制的时代结束了。这种克制决定性地影响了战后德国民族非武力的特征。现在是战争。当然，盟军的“空中打击”不想成为一场传统的战争。空袭“外科手术般精确”、有计划地保护平民，确实具有高度的合法意义。这意味着摈弃全面战争 ——它曾经决定过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之面貌。然而，我们作为半参与者——电视每天晚上将科索沃的冲突端给大家看——深知屈身躲避空袭的南斯拉夫民众所经历的，不是别的，乃是战争。

　　所幸德国公众没有发出非理性的声音。没有对命运的渴求，知识界没有出现对好样的战友的鼓噪呐喊。海湾战争时还振振有词地大讲生死存亡的道理，唤起对国家的激情、唤起尊严、悲壮和男子汉的成熟来对抗喧闹的和平主义运动。现在，双方什么动静也没有了。偶尔有人吴落几句不吱声了的和平主义运动；有人喊几声“我们从道德高度下滑”的谴责口号。但这些调子并不起作用：支持和反对出兵的人都使用着玻璃般透明的规范语言。

　　和平主义的反战者提醒人们，动手与不动手有着道德区别，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平民伤亡的苦难：目标再准确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忍受”平民的伤亡。这一次，他们呼唤的并非那些标举国家利益的铁杆现实主义者的良心，而是针对红绿党联合政府的法律和平主义。

　　菲舍尔和沙尔平两位部长站在民主历史悠久、比我们更多地受理性法律传统影响的国家一边，援引下述观念作为行动依据，即必须以人权驯化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这样，把国际法转化为世界公民法，已摆在议事日程上了。

　　法律和平主义者不仅要以国际法限制主权国家之间潜在的战争危险，而且要在一个彻底法律化的世界公民秩序中把这种危险消解于无形。从康德到克尔森我们也有这一传统。然而，它现在首次为德国政府所重视。世界公民团体所有的直接成员也要保护那些受自己政府欺凌的公民。超越国家主权的法律最重要的后果是 ——正如皮诺切特案件所显示的那样——让那些官员对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任职时犯下的罪行承担个人责任。

　　在联邦德国公开争论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基于理念的和平主义者，一派是基于法律的和平主义者。连“现实主义者”也使用现成的规范修辞。支持和反对的表白中各自包含着甚至相反的动机。那些从强权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原则上怀疑对主权国家权力进行规范约束的可行性，现在，他们与和平主义者携手并肩站在一起；而那些“大西洋主义者”纯粹出于对盟友的忠诚，暂且按下对于执政者人权狂热的怀疑不提一一不久前，现任执政者还上街游行反对部署潘兴二号呢！德雷格尔和巴尔与施特勒贝勒站在一起，朔伊卜勒和吕尔与埃普勒站在一起。一句话，左派主政和规范论优先，两者不仅解释了独特的战争秩序，也解释了这一令人心安的状况，即德国的公共讨论和公众情绪并不异于其他西欧国家。没有特殊道路，没有特殊意识。显现的分歧更多是在欧洲大陆人和盎格鲁一萨克逊人之间，至少是这两派的分歧：一摄意欲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共同协商并寻求与俄国达成谅解，一派则更相信自己武器的威力。

　　自然，美国和欧盟中负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都认为，他们应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朗布伊埃谈判失败后，这些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事先警告过的军事惩罚行动，其明确的目的是实现塞尔维亚境内科索沃自治的宽松方案；在古典国际法框架下，这意味着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即违反不干预禁令。但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这一国际社会许可的（虽无联合目授权却也是默认的）干预应该理解为用武力实现和平的使命。按照这一西方的阐释，科索沃战争将意味着从国家间的古典国际法向世界公民社会的世界公民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