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演变始于联合国成立之时，在东西方冲突时代陷入停滞，之后经由海湾战争和其他的军事干预加快了进程。诚然，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都只是以联合国名义、并在有关政府（如果还有正常运转的国家权力的话）的正式同意下才进行的。海湾战争时，安理会在伊拉克领空辟出“飞行禁区”并在伊拉克北部为库尔德难民设置“保护区”，虽然事实上已干涉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这并不是明确地以保护受到自己政府迫害的少数族群为理由的。在一九九一年四月第六八八号决议中联合国援引的是：当“国际安全受到威胁”时，它拥有干颈权。今天的情况不同。北大西洋军事同盟未经安理会授权采取行动，其辩护理由则是：这次干预乃是对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与宗教）族群采取的紧急救援措施。

　　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的杀戮、恐饰和驱逐已使大约三十万人受害。其间，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园，逃往马其顿、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这一幅幅令人震惊的图景确凿无疑地证明，种族清洗是蓄谋已久的。至于后来又把难民作为人质扣押不放，同样可恶。虽然米洛舍维奇在利用北约的空战，变本加厉地将其可卑的行径推向极致，但难民营里令人压抑的场景并不能使因果关系颠倒过来。多次谈判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中止嗜血的种族国家主义。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反种族层杀的国际公约的准则，是否适用于今天空袭笼罩下的地面所发生的一切，颇有争议。但这些事实显然已构成源自纽伦堡和东京战犯审判法庭总则、且已纳入国际法的“危害人类的罪行”。近来，安理会也把这些事实构成视为“对和平的威胁”，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不过，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出兵的国家这一次只能从国际法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中引出对救援行动的授权。

　　不管怎么说，科索沃人对平等共存的诉求，以及人们对残暴驱逐平民的不法行为的愤慨，使得军事干预在西方受到普遍的、虽则程度不同的赞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外交发言人卡尔·拉默斯恰当地表达了与这一赞同相随的矛盾心理：“那么我们可以心安理得了。理智如是说，可我们的情感却听不太进去。我们心里不踏实，静不下来……”

　　静不下来有诸多原因。近几个星期人们越来越怀疑，除武装打击外别无选择余地的谈判策略是否明智。因为人们怀疑军事打击是否合乎本来的目的。从南斯拉夫民众到反对党，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强硬路线，与此同时，战争可怕的附带后果在四处增加。周边国家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南联盟的黑山共和国因各种原因卷进不稳定的漩涡。核大国俄罗斯各界人土广泛声援支持“兄弟民族”，给政府造成了压力。尤其是人们越发怀疑军事手段是否比例适当。在每一“附带损失”背后，在每一列随着炸毁的多瑙河大桥意外坠落的火车背后，在每个本非愿以导弹击毁的非军事目标背后——每个载着阿尔巴尼亚难民的拖拉机，每个塞尔维亚人的住宅区——发生的并不是偶然事故，而是“我们的”军事干预一手造成的苦难。

　　如何才比例适当，很难断定。北约难道不该在摧毁国家电台前半个小时预告轰炸吗？即使是设定的轰炸目标—起火的烟草厂，烈焰升空的煤气厂，炸毁的高楼、街道、桥梁，彻底破坏一个因联合国禁运令已元气大伤的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一越来越令人不安。每个死于逃亡途中的孩子都牵着我们的神经。虽然因果关系一目了然，但责任的头绪已开始纷乱。在驱逐平民的灾难中，一个国家恐怖主义分子肆无忌掸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与一场非但没有制止暴行、反而为其提供了借口的军事打击的副作用，两者搅成了很难理清的一团乱麻。

　　最后还有对变得模糊了的政治目的的怀疑。诚然，向米洛舍维奇提出的五项要求所依循的原则是无懈可击的。旨在建立一个拥有自由宪法的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代顿协议，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形成的。只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自治的要求得以满足，他们就没有分离的权利。分离将为大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火上加油，而大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并不比武装干预所要遏制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好一丝半毫。随着种族清洗的伤口一天天扩大，民族间平等共处的宗旨愈加不可避免地面临修正；但分割科索沃更是在搞分离，这是谁也不会愿意的。另外，建立保护国就要改变战略，即进行地面战争并在今后几十年间驻扎维和部队。假若出现这种始料未及的局面，那么就得回过头来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次行动的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