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同族群、国家的人们纵然在肤色、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存有差异，但人之为人毕竟存有某些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共性，因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人文领域的学者能够对人进行跨人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整体性研究。表面上看，法律的变化杂象纷呈、杂沓参差、杂乱无章，但在各种零散的概念、零碎的事件以及零乱的现象的背后，在变革频繁、变动不居和变化多端的法律样态的深层，潜存着法律成长的基本线索，寓含着法律演进的主要路径，储存着法律生存的时代信息，体现着法律发展的精神底蕴。因此，法学家能够对不同族群、国家的法律进行一般分析。

　　法律的范围很大，广义的法律不仅指涉作为制度的法律，而且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法律。作为制度的法律包括形诸器物的法律设施、规范形态的法律规则以及运用这些设施和规则的法律人员。作为观念形态的法律通常包括法律理论和法律意识。法律理论多种多样，难以笼统描述，法律意识朦胧模糊，更难捕捉把握。因此，本章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偶尔论及法律观念。

　　如果历史确如梅特兰所言，是一张“无接缝之网”，（注：F.Pollock & F.W.Man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Second Edition，Vol.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1.）那么，要想从整体中选取片段、枝节，便难免有人为撕裂“史网”之虞。然而，我们无法从整体上复原历史的面貌，任何整体性的描述都无法脱离片段、枝节，都不得不对丰富多彩的史料和五花八门的事件进行选择，取其适者而用之，择其要者而论之，而这样的“选择”无法避免论者的主观视域和个人偏好。无论史家如何以“我注六经”而自我标榜，其所谓“述而不作”的描述都难以摆脱“六经注我”的痕迹，只不过“我”的强弱程度不同罢了。从另一角度讲，即便能够进行完全“无我”的描述，这种描述也可能会产生另一弊端，即流于简单的现象罗列和杂乱的材料堆积。总之，笔者无法摆脱对史料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六经注我”惟一不同的是，在这种“选择”中，笔者时时提醒自己：尽量避免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切勿以论代史，以偏概全。

　　本文拟通过以下四条线索宏观描述人类法律的成长历程和演进路径：族群之法与世界之法；神灵之法与人世之法；情感之法与理性之法以及特权之法与平权之法。通过这种描述，笔者试图梳理法律演进的历史线索，洞见法律背后隐含的精神意象，探求法律的历史发展趋向。

　　一、族群之法与世界之法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的血缘身份组织已经解体，家庭虽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是其规模已经明显缩小，其社会的重要性也大为减弱。与此相应，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虽然存有各类社会组织，但是所有的组织几乎都是个人的集合，其中个人并未完全消融于组织之中，而是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并可自由选择是否加入某一组织。然而，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氏族或部落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个人与家庭均消融于氏族或部落之中，完全没有独立的地位。一个氏族或部落以血缘关系作为连接的纽带，以图腾崇拜作为认同的符号，在应对自然环境的实践中，在人际日常交往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行为模式。我们可把这三者统称作生活方式。在氏族社会，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群队、氏族或部落，可将它们统称之为族群。

　　狩猎社会是氏族社会的较早阶段，是较为典型的族群社会。当时，人类为适应迁移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族群的人数通常都很少。（注：例如，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富伊加人 （Fuegians）很少有超过12人以上的团体；通古斯人（Tungus）很少有10个帐篷连在一起的；澳洲的原始游牧民族人数通常不多于60人。参见 W.Durant，The Story ofCivilization，I，Simon and Schuster，1954，p.21.）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群共同体具有极强的内聚力，成员群聚而居，群猎而食，唇齿相依，荣辱与共。氏族内部高度一体化，人际无群己之别，财货无公私之分。一个氏族通常共享一个姓氏，一种图腾，作为认同的符号。成员个体之间的识别标志主要是血缘的远近、年龄的差异以及体貌的特征。一个人离开所属族群，便失去族群的保护，无法生存，因而，成员被放逐族外是最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