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该上哪里去寻找一些连贯的感觉呢？更不必说如何针对所谓潜伏在社会时空变革的漩涡之中的“永恒不变”说出一些言之成理的话呢？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甚至颇为实际的答案。因为此答案在我们接下来关于现代性意义的讨论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首先我们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诠释。

　　虽然“现代”这个词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被哈贝马斯称之为“现代性计划”的运动，却是在十八世纪才受到人们的关注。该项计划其实就是启蒙思想家们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以“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以及根据其内部逻辑自然生成的艺术。”7该思想的精义在于利用众人自由创造出的知识的积累来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地主宰自然使人类得以从荒歉、匮乏以及自然灾害中解放出来。社会系统的理性形式与思想的合理模式的发展则使得人们可以摆脱神话、宗教和迷信的非理性思维；继而避免权力的滥用以及人类本性当中的黑暗面。只有通过这样的计划，人们才能将人性中所有普遍存在、永恒不变的品质揭示出来。

　　启蒙思想（这里我依据的是卡西尔1951年的论述）赞成进步主义，并积极地寻求为现代性所倡导的那种与历史和传统的决裂。8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世俗化的运动，旨在实现知识的启蒙和世俗化，以帮助人们挣脱它们的束缚。它将蒲柏（Alexander Pope ）的话奉若圣谕：“人类本该研究人”。 以人类的进步为由，启蒙思想家们赞美人的创造力、科学发现以及在人的名义下对个人完美的追求，他们欢迎激烈的变化，将短暂、偶然和破碎作为实现现代化的规划的必要条件，因此平等自由的原则、对人类智慧的信仰（一旦教育的益处得以实现）以及普遍理性的思想大量涌现。“好的法律应该让所有人受益，”孔多塞（Condorcet）在法国革命动荡时期如是说道，“正如一个真实的命题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的想法当然过于乐观。诸如孔多塞一类的作者，正像哈贝马斯指出的，都有着“这样一种奢望，认为艺术和科学不仅能够加强人类对自然力的控制，还能加深人们对世界、他们自身、道德进步、制度的公正、甚至人类的幸福的理解。”9

　　二十世纪——因为有了死亡集中营和处决队（death squads）10，军国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有了核毁灭；经历了广岛和长崎的悲剧——将这种乐观击了个粉碎。更糟糕的是，还有潜在着一种疑虑：启蒙计划注定将背叛它自身，并将对人类解放的渴求转变成打着人类解放旗号的对全人类的压迫的体制。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大胆地提出的论断。11希特勒统治着德国，斯大林则统治着俄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提出，启蒙运动的理性背后隐藏的理论其实就是一种统治和压迫的理论。主宰自然的欲望必然会导致对人类的统治，而这最终只能导致“一种自我控制的噩梦般的状态。”12对自然的反抗，在他们看来是打破僵局唯一的方法，此时则不得不被看作是人类本性对压迫着文化和个性的工具理性的反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启蒙运动的计划是否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使我们陷入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否必定会导致奥斯维辛和广岛这样的悲剧；它是否还有余力来鼓舞激励当代思想和行为的产生。也依然有人，比如哈贝马斯，继续支持着这项计划，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一种强烈的对目标的怀疑、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些许的痛感，以及对于在当今政治、经济条件下实现这一计划的可能性所持有的悲观情绪。于是，又有另一些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人成为了后现代哲学思想的核心人物——坚持认为为了人类的解放，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启蒙运动的计划。维护哪种立场，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近代历史的“黑暗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将这些“黑暗”归结于启蒙思想本身的弱点，而不是将它归结于对启蒙思想的应用不当。

　　不可否认，启蒙思想本身就吸纳了一整套难题，包含了为数不少的矛盾。首先，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问题无所不在，而目标本身永远无法被精确地具体化，除非它以乌托邦计划的形式出现。这些计划在一些人看来是具有压迫性的，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则相反，是解放性的。此外，究竟谁有权拥有至高无上的理性，在何种条件下这种理性应该作为权利被付诸实施；这些都是必须直面的问题。卢梭曾经说，人类将被迫自由；而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则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接过了卢梭哲学思想的接力棒。弗朗西斯？培根，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在他的乌托邦文章《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中描述了一间屋子，里面住着的圣贤之人是知识的守护者、道德的判官和真正的科学家；尽管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他们却对社会有着异乎寻常的道德控制力。针对这样一个精英式的、群体性的、男性白种的哲人想象，也有人提出另一个图景，那就是伟大思想家，人类的伟大赐福者的放荡不羁的个人主义——通过这种人的有意无意的个人努力和斗争，同样将理性和文明推向真正的解放。另外还有人认为，不管是人类精神必须响应的某种内在的（甚至可能是神喻的）目的性在发挥作用，还是存在某种社会机制，就像亚当？斯密所坚持的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它们都能把哪怕是最晦暗的道德情感转变成对人人都有利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看，马克思都是启蒙运动之子，他试图把乌托邦式的思想——正如他在其早期作品中叙述的，这是人类为变成“类存在（species being）”而进行的斗争——变成唯物主义科学，其做法是揭示，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如何从具有阶级局限、并显然有压迫性而又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中形成。在此过程中，他把焦点放在了工人阶级身上，认为他们是人类解放的动因；而这正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阶级。他的观点是，只有直接的生产者掌握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才有可能希望用一个有社会性自由的国度来代替控制和压迫。但是如果“只有经过必然王国，才能到达自由王国，”那资本主义历史进步的一面（特别是它创造出的巨大的生产力）就应该得到全面的肯定，而启蒙运动的理性观点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应得到充分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