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批评者与现代性计划可谓如影随形。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毫不讳言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暴行的怀疑和厌恶。马尔萨斯驳斥了孔多塞的乐观主义，否定了人类逃脱自然荒歉和匮乏的可能性。萨德（De Sade） 同样认定，除了传统启蒙思想的设想以外，人类解放应该还有别的范畴。到二十世纪初期，两位重要的批评家，尽管立场各不相同，却都为这场辩论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第一位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是这场关于现代性及其意义的辩论中的尤为关键的人物，其主要观点由伯恩斯坦（Bernstein）做出如下总结：

　　韦伯认为启蒙思想家的希望和期待都是痛苦且令人啼笑皆非的幻想。他们在科学的发展、理性和全人类的解放之间维系着一种牢不可破的必然联系。但是一旦人们揭示并理解了它的本质，就会发现，启蒙运动留给人们的是……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工具主义理性思维的胜利。这种理性思维形式影响并感染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结构、法律、政府行政管理，甚至艺术。它的发展并没有将全人类的解放落到实处，反而创造了一个人们无法逃脱的官僚主义理性的“铁笼”。13

　　如果说韦伯的“清醒的警示”看起来像是启蒙运动理性的墓志铭，那么尼采早期对其前提条件的攻击，则无疑可被视为它的必然结果。尼采关注的似乎完全是波德莱尔论断的另一面；如此他便能揭示所谓现代，不过是一种生命力、生存和前进的意志挣扎在一片由无序、混乱、破坏、个人异化和绝望组成的汪洋之中。“在被科学和知识统治的现代生活的表面之下，他看到了野蛮、原始、而且完全冷酷无情的生命力”。14启蒙运动关于文明、理性、全民共有的权利以及道德的描述都是无用的。人性当中永恒不变的本质在狄奥尼索斯的神话形象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一个时间里，同时具有'破坏性的创造'（即形成个性化和变易的世俗世界，这是一个破坏整体的过程）和'创造性的破坏'（意即将个性化的幻想世界吞没，这是一个体现整体反应力的过程）。”对自身加以肯定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这种有着破坏性创造和创造性破坏的漩涡中采取行动，展示个人意愿，即使其结局注定是悲剧性的。

　　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意象对于理解现代性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它来自于现代主义计划所面对的实际困境。如果没有对过往的破坏，何以创造新世界？正如从歌德到毛泽东这一系列的现代主义思想家阐述得那样，不把鸡蛋打破，怎么做煎蛋卷呢？伯曼和卢卡奇（Lukacs）指出，这种困境在文学上最典型的代表当属歌德的《浮士德》。15浮士德是一位史诗般的英雄，他要破坏宗教神话、传统价值以及惯有的生活方式，从而在旧世界的灰烬上建立一个美妙的新世界；然而，他最终难逃悲剧命运。为了掌握自然、创造一片崭新的景观、实现崇高的精神成就，从而使人类有望摆脱需求和欲望的束缚，他将自己和身边每一个人（甚至靡菲斯特）推向控制、痛苦及疲惫的极端。为实现这一崇高的图景，浮士德不惜一切地扫除阻碍这一进程的人和物。他甚至派靡菲斯特杀死了一对住在海边的小木屋里的受人爱戴的老夫妻，只因为他们与他伟大的计划格格不入。对此，伯曼的看法是：“虽然发展的进程本身将废墟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发展者的内心也重铸了一片废墟。这就是发展的悲剧命运所在。”16

　　有足够多的现代人物——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奥斯曼（Haussmann）17，二战后纽约的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让这种创造性破坏不再是神话。不过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短暂与永恒之间的对立形式完全不一样了。假如现代主义者必须破坏以进行创造，那么重现永恒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经过一个破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最终会对这些真理构成破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永恒，那我们就必须在混乱、短暂和破碎中驻足。尼采关于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的意象为连接波德莱尔论断的两个方面提供了新的途径。有趣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也使用了这一意象来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也是一种英雄人物，他们是杰出的创造性破坏者，因为他们也想将技术和社会改革的后果推向极端。只有通过这种创造性的英雄主义，人类的进步才得以保证。对于熊彼特而言，创造性破坏是慈善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主题。18而对其他人来说，它不过是二十世纪进步的必要条件。下面是1938年盖特鲁得？斯泰因（Gertrude Stein ）对毕加索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