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能够在可能的参与者视角当中进行筛选，但又无需作出道德上的判断；同时

　　（3）它又与参与者允许对整个体系/事业进行道德批评的观点保持足够的距离。

　　此中的危险在于，哈特的立场一方面可能导向类似奥斯丁的命令理论，另一方面又可能滑向近似菲尼斯或者德沃金的立场。

　　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里的问题，则问题在于，如何在将接受实践参与者之视角的需要予以认真对待的同时，又仍然与对该实践（及其参与者）能够进行批判的地步保持足够的距离。在社会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社会科学的元理论”）中，这个问题导致了正在进行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关注点在于， “依据各个文化或社会自身来对其进行解释”的尝试，“……是否就使那些能够揭示它们是错误的、混乱的或者受到欺骗的说明，被排除在外了”。[32]（人们可以说：假如你声称要理解某项实践中具备信念的参与者的观点，但你又认为该项实践是不合理而残忍的，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理解或恰当整合这位信徒的观点，因为该实践在他或她看来，并不是那样的。[33]）另外还有一个使问题变得复杂的新困难——其含义不容易弄清——那就是，在社会科学当中，人们在评价搜集来的数据，以及在实际采集这些数据而不予以评价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内在观点所扮演的角色。[34]这个额外的论点含义不甚明确，因为它和有关“搜集证据”对于一种一般性的法律理论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人们会想要何种证据）的争论，密切相关，本书在前面已经间接提到了这个争论。

　　在外在观点与完全涉入内在观点之间，寻求一种可辩护的中间立场的尝试，在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称为“脱离观点的陈述”（statements from point of view）或“超然的陈述”（detached statements）的见解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35]存在这样一些陈述：为提出一个有限的主张，它们采纳某种特定的规范性立场，但无需认可该规范性立场。因此，某人可以在一家餐馆对其素食主义朋友说，“如果给定你的信念，那么你就不应当点那道菜”，即便该人自己并不是一位素食主义者。以同样的方式， “法律学者——并且也包括普通的开业律师——能够用规范性的语言来描述法律、作出法律陈述，而不需要因此就认可该法律的道德权威”。[36]一位律师可以对他的委托人说：假如你承认该法律是有效（因为它施加了合乎道德的义务），那么你就应当做X或者应当避免做X.

　　哈特的分析（辅以或不辅以拉兹的补充），是否能够保持它不甚稳固的中间立场，这是一个困难且易引发争议的问题，对此，我没有给出（声称是）结论性的回答。

　　开放结构

　　法律中的漏洞问题，早已为人所知。亚里士多德写道：

　　由于法律的规定是普遍的，所以就会出现没有被这个普遍性陈述涵盖的例外情形。于是，当立法者令我们失望，以及因为过分的简明而犯下错误，那么纠正这个失误——说出立法者自己处在目前的情境本来就会说出的东西，说出那些他若是事先了解，那他本来是会将之写入他的法律的东西——就是正确的。 [37]

　　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在其中，法律规则可能无法涵盖实际发生的（例外）情形。哈特引入了“开放结构”这个概念，来讨论此类情况中的一种。 [38]假如为了处理某一系列特定的情况，立法者引入了一条规则，那么一位法官应当如何将它适用到一类完全不同的情形中去呢？哈特的例证是举出一条“本公园禁止交通工具入内”的规则，该规则是用来防止机动车进入这个公园的，然后提出疑问：这条规则是否应该被适用到摩托车，或者旱冰鞋，或者其他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交通工具”的客体。

　　其论据部分在于，立法目的是不完备或者不精确的：立法者没能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即便是明确为人所知的）立法意图，在适用规则的过程中，也不能回答所有可能的问题。另一部分论据则在于，语言是不精确的：存在大量的情形，在其中，一个概括性的术语（比如“交通工具”）是否能够适用于有疑问的特定对象（比如旱冰鞋），这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