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股清泉相当于资本，在工商业中，资本从来都是稀缺资源，中国就是人力资源丰富所以便宜，货币资本稀缺所以昂贵。国民们之所以对一些人拥有资本表示认可，一是因为他们这些资本的来源是清白的，不是偷、抢、贪、黑（社会）而来的，否则就认为其拥有的资本是非法的。二是因为这种认可能使他们具有充分的动力去做投资经营，去创造效益、创造财富。可是这种认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比如有人花天酒地、一掷千金，有人沿街乞讨、无钱上学。这就要做一些修正，要做一定的二次分配，来减少上述负面效应。

　　因此，市场经济规则只是人们在互利性博弈中所达成的一种均衡态的体现，本身不具有绝对正当性。当博弈各方看清楚实行这一规则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从而使各方获益，各方就会共同认同这一规则、奉行这一规则。当博弈的某一方（比如工薪阶层）看到这一规则不受约束的实行，会给己方带来较大损害，就会力图修正这一规则，而如果这一方具有足够的争利性力量（比如强大的工会）和互利性能力，就会和对方达成新的均衡，实行修正后的市场经济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是各方自由的此消彼长，但没有哪方的自由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不能削减。市场经济规范只有经过一定修正，才能完全达成社会博弈的均衡态。

　　三、哈耶克民主观的偏执之处：民主政府干涉市场规则一定不正当？

　　作为狭义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与布坎南、弗里德曼等反对民主政制对市场性规范的干预，他们坚持市场行为的纯粹性，反对来自民主国家的干预、管制和福利政策，他们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理据，我们则一一加以分析。

　　其一，民主国家制定实施的经济政策，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有效的运行。

　　哈耶克等人是反对这样的经济政策的，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确有“失灵”之时，所以当今现代国家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此加以矫正，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反托拉斯法、建立中央银行。有时候这种矫正会变成矫枉过正，那就再调整回来。问题的核心在于，民主政制意味着国家政策完全以国民的福祉为导向，而且国民间结成了广泛深厚的互利性关系，总体经济好则俱荣、总体经济差则俱损。民主意味着百姓自己做主，百姓自己是不会做让自己受损的事的。百姓只有在觉得单凭市场规则不能保证经济很好发展的时候，才会设法使用一些政策来使得经济更好发展，比如凯恩斯的一些主张、比如罗斯福新政时的一些措施；而如果发现一些政策并没有使得经济状况变好，自然会放弃或改变这些政策，比如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经济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指出哪些政策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但不能一般地反对民主国家制定经济政策，那是一种把市场规则绝对化、教条化的思维方式。

　　其二，民主国家干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市场规则是按各方所拥有资源的供求状况进行分配，这里的资源包括脑力、体力、资金等，这种分配方式极为有效地把各方在互利性上结合了起来，但我们不能说它就是唯一正当的、公平的分配方式。如果完全按市场规则，老板会尽量压低员工的工资，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谁不答应就解雇谁。而员工们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他们的要求怎么就不正当呢？如果全国的工薪阶层都同时要求富人们多拿出一些收入回馈社会，并将这种要求立法，这怎么就不公平呢？富人们的财富固然是靠他们自己辛勤工作得来的，但也毕竟和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互利性社会之中，富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并不仅仅发生商品交换关系，还有社会生活的、情感的、人伦道义的、心理的各种关系，所以用民主的方式对分配做一些调整并非一件不正义之事。

　　其三，民主政治是通过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争斗作出决议的，所以是不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