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人们期待一个由维特根斯坦和阿多尔诺开创的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它鼓吹新的主体性，兜售“超先锋主义”和包豪斯事业。在这里，“知识只是电视游戏节目里的东西；东拼西凑的作品很容易找到公众。……此时的艺术和文学的研究受到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政治；另一方面是艺术和书籍市场。”（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134页。）关于人类如何表现不可见物，康德运用无形式、空虚的抽象来说明“不可为自己画像的偶像”，证明不可知论；而先锋派的创作原则却是以痛苦给人以快感，通过表现可见物来暗示不可见物。这样一来，不仅非现实化的工作成为先锋派的绘画特征，也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人类并无责任去提供真实。他要做的是发明对可构想但不可表现的东西的暗示。而且这一任务不应引导人们去期望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实现最小的调和。因为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先验哲学隐含的现实和概念之间的不可置换性，为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分立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

　　因此在这个康德哲学被泛化的新时代，不是理性成为后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而是意志的无限性侵入语言。未来世纪是在语言方面，根据最佳表现对无限的欲望进行投资。与作为社会契约的全部内涵的语言相比，金钱只是语言的一个可以进行说明、支付和信用的方面，一个对时空的差异性进行有效利用的方面。“因此对无限的欲望在语言里的投资，务必破坏社会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本身的稳定性。”（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 页。）而突出后现代的理想：灵活性、速度、变形的能力、警醒和禅宗，都是首先围绕语言本身的性质进行。

　　但语言显然不是后工业社会的专利，而是自古有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笛卡尔的《沉思录》以及近代作家蒙田的所有散文，都充满后现代意识。为此，利奥塔认为：和现代性正相反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古典时代的理念、精神和诸多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特征，如突出时空上的有序性、整体性、节奏性、统一性、和谐性，以及生命的总体性，而现代性则突出历史的回忆、个人的独特行动、崇高的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所以“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但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里面已经进行很长时间”。（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尽管黑格尔式的哲学早就把现代性的标志：理性、自由、劳动力的解放，通过技术进步使整个人类富有，让灵魂皈依爱的基督导致人们的得救等“元叙事”一体化，使其哲学成为思辨的现代性的凝结，但随后不久，他所勾绘的理性的、思辨的美好蓝图，就被唯意志论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打得粉碎。接踵而至的是一个放纵的和不可理喻的新时代。在这里，“唯一的危险是意志把它们（语言）交给国家，而国家只关心自身的生存，也即创造信仰的需要。”（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舍此，都将退入无足轻重的地位。

　　三、德里达的反“逻辑中心主义”

　　法国学者德里达则着重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逻辑中心主义。在这种主义看来，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存在着由人类思维逻辑推导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不管这种真理实际上能否获得，人们总是孜孜以求。而德里达则认为在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中，逻辑中心主义代表着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其实质是认识主体利用人类得天独厚的语言工具设定出的一个个静态的封闭体，是人为地使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并被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宇宙、灵魂等。因此逻辑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声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言语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