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代理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 ——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

　　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 （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然而，鲍曼的政治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贯穿于《后现代伦理学》。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社会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教育、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