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意见之理”杀人甚于法

　　戴震以为，宋以来儒者们“冥心求理”，“故学成而民情不知”，但应事治民，“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37〕。正因为他们“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民情”，而他们的所谓理，“同于酷吏之所谓法”。为此，戴震疾呼：“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38〕！对理学的本质予以无情的揭露。

　　戴震进一步申论了他的“理杀人”甚于“法杀人”的道理。一则，“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39〕以理杀人，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舆论上也不会有同情违理、非理者。再则，以理杀人，在偏颇的理面前，老百姓完全丧失了自我辩解的能力：理学家以理“责民也，民莫能辩”，而理学家倒“自以为理得”。这样，从“酷吏以法杀人”发展到“后儒以理杀人”，是一个渐渐地“舍法而论理”的过程，但人们的境遇却是每况愈下：“死矣，更无可救矣”〔40〕。

　　不过，戴震也曾指出：理学家及其后学者“以理祸民”、“以理杀人”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恶意所致；也并不是“理”在祸民、杀人，而是他们对自己所坚持的“理”，“不自知为意见也”，“岂理祸斯民哉！”〔41〕越是如此，越说明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的重要。

　　四、对戴震法律思想的总评价

　　戴震虽然以排除异学、恢复六经以来经学的本来面目相号召，但实际上建立起来的却是自己的严整、宏大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史上，任何一次传统思想的复归，都不是原有观念、体系的重复，而是一种新基础上的发展。

　　乾嘉学派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思想和没有体系的。但至少在戴震这里却不是如此。以戴震最成熟的《孟子字义疏证》而言，他通过连续设置问答，对“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等背离六经、孔孟之处，一一进行了剖析、批判，从而以“字义”解释为形式，建构起了系统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些问答，明确直率，层层递近，结构紧凑，包容了传统儒学的几乎所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戴震此作看成是儒学概念史或观念史的浓缩本。

　　戴震思想的主要贡献，就是在与程朱理学的斗争过程中，首先阐明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出理学的“得于天而具於心”的“理”实际就是道家的“真宰”和佛教的“真空”、“神识”，在实践中只能是“一己之意见”；其次，论证了人性的根本是人的生物性，反对理学家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以为“欲者，血气之自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灭人欲”就等于“以理杀人”，倡“无欲”必然使“生生之道绝”；批判宋儒强调“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表示了对人民的极大同情。戴震的反理学斗争和对人民的同情，在当时具有很大进步意义。

　　注释：

　　〔1〕《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疏证》第40页。

　　〔2〕《答彭进士允初书》，《疏证》第160页。

　　〔3〕《答彭进士允初书》，《疏证》第160页。

　　〔4〕《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疏证》第1～2页。

　　〔5〕《与某书》，《疏证》第174页。

　　〔6〕《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疏证》第2页。

　　〔7〕〔8〕《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疏证》第8、11页。

　　〔9〕《答彭进士允初书》，《疏证》第184页。

　　〔10〕《答彭进士允初书》，《疏证》第166～167页。

　　〔11〕《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疏证》第41页。

　　〔12〕《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疏证》第21页。

　　〔13〕《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疏证》第37页。

　　〔14〕〔15〕《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疏证》第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