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坚实有力的，那么它对自己观点的表述则是苍　白软弱的。这表明，社群主义主要是一种批判性的和否定性的思想，而不是一种建设性　的和肯定性的理论。在关于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社群主义拿不出像样　的系统主张。另外也需要指出，尽管社群主义在中国学术界受到了高度重视，但是在西　方，目前新自由主义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社群主义仅仅是流行于学术界的一种思潮　，它既不是主流，对社会的政治生活也没有重要的影响。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骤变、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　使一些西方人觉得西方在冷战中最终获得了胜利，启蒙的理想已经完全实现了。在这种　情形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并立　即在西方赢得了一片喝彩。

　　福山持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历史观：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　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　，全人类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面对冷战之后的历史形势，福山也按捺不住自　由主义者的喜悦之情：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末，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　如君主制、贵族制和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福山认为，自由民主　制度将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今后既没有政治上的“大问题”需要　加以解决，也不存在任何能够同自由主义进行竞争的意识形态。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　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 时期。

　　“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出于“西方中心　主义”的局限，福山的理论虽然完全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发展模式，但他却把西方　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历史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奉为永恒的“普遍同质国家　”。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福山断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所有非西方文明　都是低级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所有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　特殊的。由于福山把西方的社会发展确立为惟一正确的模式，所以他主张，现代化就是　“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但是　，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　马”，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四、超越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

　　政治哲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　哲学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占据了哲学舞台中的显要位置，在哲学领域之内和之外都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受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学科的高度关注。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能够与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潮流同时保持高水平对话并且这两大潮流对这种对话也　极其重视的哲学家只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新自由主义自命为启蒙的完成者，对于福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启蒙随着自由民　主主义的确立已经终结了。尽管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对启蒙持强烈批评和完　全否定的态度，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不同——启蒙在他们的批判中也结束了。启蒙真的已　经完成或终结了吗？哈贝马斯对此给予了与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同的回答。

　　新自由主义以启蒙的继承者自居，对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表达了一种发自内　心的赞美，并从普遍主义出发主张西方社会的现在就是非西方社会的将来。与新自由主　义不同，哈贝马斯在充分肯定启蒙伟大功绩的同时也对启蒙采取一种批判态度。他认识　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接受了麦克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之“自由丧失”和　“意义丧失”的论点。后现代化主义则以启蒙的批判者自居，现代化的社会在利奥塔的　眼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在福柯的眼中简直就像一座“大监狱”。与后现代主义　也不同，哈贝马斯对启蒙一分为二，批评其缺点，坚持其成绩，主张启蒙是一项未竟的　事业。简言之，哈贝马斯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热情赞美和后现代主义的严辞谴责之间寻　找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