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康德主张，启蒙要求人类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　将理性的运用区分为两种情况，即“公共的”和“私人的”，并且提出，理性在其“公　共的”运用中必须是自由的，而在其“私人的”运用中则必须是服从的，即受限制的。　康德举例，一个人作为公民不能拒绝交纳他按税法应缴的税款，但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　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来抗议这种税法的不正义。按照福柯在其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一　文中的解释，当一个人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时，也就是当一个人处于社会中的一个　具体位置时，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私人的”；相反，当一个人作为纯粹的理性存在物　，作为理性人类的一个成员而思考的时候，他对理性的运用就是“公共的”。只有当理　性的运用既是“公共的”又是“自由的”时候，才意味着启蒙确实在发挥作用了。

　　最后，康德认为，启蒙意味着人类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启蒙精神是批　判的。服从权威导致教条主义和“他律”（heteronomy），启蒙则宏扬主体性和“自律”　（autonomy）。人类之主体性和“自律”的表达不在于他理解到什么真理，而在于他能够　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启蒙提示了人类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批判性反思关　系而言，启蒙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一种哲学化的生活　。在这种哲学化的生活中，关于“现实是什么”的批判性思考同时就是一种关于我们所　背负的历史遗产的分析，也是一种关于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

　　如何实现这种启蒙呢？启蒙是每一个人的启蒙，启蒙关联到所有的人。按照康德的观点　，只要给人们以自由，启蒙就是不可避免的。换言之，自由是启蒙所需要的惟一条件。　但是康德对此做了两条限制。第一，人类只有在理性之“公共的”运用中才拥有自由，　在“私人的”运用中则不是自由的。第二，人类拥有自由和掌握自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不能太快。康德提出：程度更大的公民自由似乎有利于人类的启蒙事业，　但实际上它为自由设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度；相反，程度较小的自由仿佛不利于启蒙　，然而它却为自由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康德甚至主张启蒙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一场革命可以迅速地推翻专制的制度，但它无法实现人们思想的真正启蒙。没有思　想的真正启蒙，所谓的变化不过是新偏见替换旧偏见而已。

　　启蒙完成了吗？康德说，我们不是处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而是处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20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问这个问题，康德的回答仍然有效。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启蒙：需　要摆脱不成熟的状态，需要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需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性　的反思。对于朝向21世纪的世界是如此，对于朝向21世纪的中国也是如此。

　　姚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