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法学界正在深入探索如何推进法学理论的发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以适应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服务。基于同样的目的，本文试就“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命题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法学的指导意义，略陈管见。

　　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命题的立论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法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等内涵相同的命题。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于1985年4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强调理论研究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比较法学家沈宗灵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法学基础理论》中也曾提出：“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或法制，还是以这种法或法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都应具有中国的特色。”法理学家孙国华先生也明确提出我国法学工作者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而奋斗。”[1]他们并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了精彩的论述。与此同时，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题之下，就如何理解“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观点[2].后来，有些学者在强调法学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针对“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就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我们认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简单类推或套用，更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给中国法学涂上的一层流行色，而是基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思考，对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伟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向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和世界意义的反思和前瞻，而提出来的。这一命题应当说是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其他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的理论表现，我国法学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或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可以的，但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法学理论，则说不通。我们认为，实践与理论是统一的，制度与观念本质上也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法学理论不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意味着：或者作为法学理论之基础的实践没有中国特色（果真如此，那就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代替之）；或者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法学理论却远离或脱离了这种实践（果真如此，那就要放弃这种理论，而用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代替之）。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这个理论体系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雨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个体系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法学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整个理论体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法学不可能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