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中，上帝与人类曾经缔结了契约。在这种契约人，上帝要求人类过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生活，作为自己给予人类以保护的条件。这种教义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 首先，它使西方社会产生了尊重契约、诚实守信的传统，并为后来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观提供了一种深厚的思想背景；（2）。 它开启了西方权利和义务观念的先河：在上帝面前，人类尚且享有要求保护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是以履行一定的义务为代价的。这种教义使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权力的有限性，认识到权力必须有一个合法的基础；（3）。 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契约是在非常遥远的古代缔结的，生活在此后各个时代的人们无法再去修改契约的条款，也无法准确理解契约条款的含义。因此，人们必须借助专家 “先知”、预言家和牧师的帮助才能确知自己对上帝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对专业人士的依赖和信任也为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创造了条件。[11]

　　三、基督教教义受到斯多葛主义和早期自然法思想的很大影响，表现出一种追求对普遍法则的理性认知的倾向。历代教士和神学家都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他们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不断努力，基督教终于发展成一种逻辑严密、论证繁复、体系完整的理性宗教，其中包含着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详细阐释以及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全面指导。

　　四、基督教提倡信徒之间的平等，从而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家族纽带和等级制度，从而促生一种普遍性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基督教的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耶和华本来只是犹太民族的神灵，而其内在教义本身的特性却使得基督教最终突破了犹太民族的有限范围，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在原因，基督教在具备适当外在条件的情况下必然会走上理性化的道路。韦伯对这一理性化过程的论述包含这样一些重要内容：

　　1. 基督教教义中出现了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这套理论由抽象的概念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编织而成，排除了迷信和巫术的痕迹。[12]

　　2. 世界各大宗教按理性化的程度可以分为：巫术信仰和万物有灵论；文化宗教；伦理宗教以及救赎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属于最后一种类型，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宗教。

　　3. 在理性宗教中，韦伯又根据宗教所倡导的生活态度区分出了两种类型：拒世宗教和入世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天主教；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基督新教。前者虽然具有理性化的教义，但却与世俗的经济理性化和法律理性化格格不入，而后者则能融入社会理性化的整体进程之中。

　　4. 韦伯指出：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动力有两种：一种是思想和精神方面的，主要是宗教职业人士和信众追求理性认知的努力；另一种则是物质利益，主要是市场对可计算和可预见的理性行为方式的要求。[13]

　　5. 基督教教会中产生了西方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最早的职业化专家，这些人是推动宗教的理想化的重要力量，也为西方人理性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模本。

　　6. 基督教社团从组织上独立于国家和一切政治团体，这种独立的地位使它得以同封建君主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对立和制衡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不会为一种文化所左右，而保持一种多元（至少是两元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保障，宗教改革后形成的理性宗教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迅速获得发展和壮大。

　　第三节 宗教与法律的内在关联 西方宗教的理性化与西方法律的理性化

　　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相互关联的个人行动之所以能够构成某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方面，某一社会中的个人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或接受了某种共同的思想或信念，这种共同的知识体可以被称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所特有的精神气质（ethos），它是这个社会中的人们采取某些一致行动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中存在一些先于个人、也外在于个人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也可能是社会中的权威机构人为制定、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执行的法律。韦伯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个人可能会在某种外在暴力的强制下作出某种行为，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常规。要使某种社会规范获得持久的效力，必须使它获得人们的自愿支持，也就是获得“正当性”。宗教是一种兼具精神气质和社会规范两种属性的社会存在，它与法律存在某种结构和功能上的互补。在几大文明古国的早期法律中，除了中国的法律只带有很少的宗教色彩外，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的法典都同时又是一种宗教经典，这种法典除了规范人的行为，还试图约束人的内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由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分离，宗教与法律从一开始就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所维持的社会秩序与世俗国家的法律秩序向来是互为补充的。因此，在论述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时，韦伯特别强调了宗教和法律两个领域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