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有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如果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看，而是按经济区即把上海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如今这里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法学家群体，这里已经聚集了6位有影响的学者（南京的公丕祥、李浩、上海的童之伟、何勤华和郝铁川，再加上杭州的孙笑侠）。如果加上梁治平在上海设立了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局面也许正在改变，有可能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地。但是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这几位学者，李浩除外，都是从事广义的理论法学研究的；第二，这些学者都很难说是本地的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多只能说经济发展可能吸引了法律学者的流动。这一点，如果再放大一点，考虑到徐国栋、梁慧星几年前的流动或半流动，以及近年来其他一些学者的流动，就可以看得更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为实。也许在未来十年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知名法学家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加，这些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增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改变，东北的和西南作为法学研究教育的重镇的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年龄：就年龄来看，这些法学家大致集中在两大群体。接近70岁以及以上的年龄段和40－50年龄段或者说文革后前三届法学毕业生。前者有约16人，后者则近27人。在50至65岁之间的学者，只有4人；40岁以下的学者只有3人。这种局面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培养的现状。

　　如果就机构来看，北大的9人中有3人超过了或接近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40岁以下的有2人；人民大学有1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社科院有两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只有2人（当然现在人大任教的张新宝原来也在社科院工作。），而中国政法大学有4人超过了70岁，只有一人在50岁以下，武汉大学进入这一名单的50岁以下的学者一个也没有。从这一角度看，这后三个学术机构可以说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一个后继乏人的状况，其学术影响力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下降。而北大和人大法学院学术中坚力量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好，至少在未来10年里，可能继续保持领先位置。清华大学的5人中，最年长的也只是60出头，其他4人均在50岁以下，因此如果现有的趋势不发生突变，清华大学的法学影响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上升。

　　人才培养：尽管北京或北大、人大、社科院是法学家汇聚的地方和机构，但是许多人才却不是在这些地方或院校产生的。如果从中年法学家看，本科毕业的集中在两个地方，北大（姜明安、陈兴良、何勤华、张志铭、王亚新、张守文、朱苏力）和西南政法（贺卫方、龙宗智、徐国栋、梁治平、张新宝、张卫平等），此外是中南财经政法（王利明、张明楷、吴汉东）。但考虑到学生人数，应当说北大相对出人才较多的地方，但这也许并不是由于北大的法学教育的结果，很可能是由于入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高而已。

　　如果从培养新人崭露头角的角度来看，北大则显然不如人大（前者只有姜明安、朱苏力、陈瑞华、张守文），而人大在同一时期则先后出现了陈兴良、王利明、赵秉志、梁治平、杨立新、史际春等；而且人大的学者成名大都在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之下，北大推出的人才比较晚，除了姜明安外，基本都是到90年代中后期才崭露头角。因此90年代人大“人才济济”的印象是真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和推出的人才也是比较多的，前者自80年代以来先后推出了5人（梁慧星、郑成思、孙宪忠、张志铭、张兴宝）和4人（张明楷、童之伟、徐国栋、吴汉东）。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也各自出现了2人（分别为贺卫方、陈桂明；张文显、崔建远；何勤华和郝铁川）。

　　引证特点：在著述引证上，有些学者被引的教科书或教科书类著作较多，如王利明、梁慧星、陈兴良、沈宗灵、张文显、高铭暄、王名扬、赵秉志、罗豪才、江平、马克昌等；或被引译著较多，如贺卫方、朱苏力。真正引用学术专著的相对较少，因为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还比较少，或者说，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概念。而就学术专著而言，我指的是就某个小题目的深入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