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以上这些劣根性的破除。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前进的重心侧重于内，而不侧重于外；侧重于心，而不侧重于物：侧重与人性而不侧重于法律（其原理在上一章的“人界”道路特有的弹性机制中已有阐述）。破除这些弱点，从一般角度而言的方法，主要是在各领域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强性（党纪，法律）及弱性（政策，教育灌输）的方式，转移人的思维定势，周而复始，增量促成。例如，就其中一弱点而言，何为“缺乏创新”，从哲学的角度讲，万物具有连带关系，万变不离其中，创新从根本上讲也只是转换了一种外在形式，而不创新未必就是不发展，它亦可为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更具潜在力量，等等。类似于这种方式即可应用于“高能化”的历练亦可应用于“高德化”的历练，它对于局部的化解各种欲望，平衡各种心态，增强内在的素质均有着相当的效力。但是因为它具有着更多的权术色彩和逻辑学及心理学色彩，不是本文着力论述的。本文之所以涉及，也是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心的构造的剖析来为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法治社会的成型，成熟，及主导的转化奠定理论上的根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本文自始至终力图呈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及西方“物界”式发展道路的异同，深入理解这种道路的根本走向和优劣变换的规律，是中国领导阶层破除内在弱性，化解外在压力，历练成熟，直至达到第六阶段“化欲呈德（这是我的一个浓缩的提法，简而言之就是用淡化和控制欲望的方式及途径，历练一种清高的品格），大国心态（前边提到的‘超脱的容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的最根本的方式（这与前些年江泽民主席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的“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有着异曲同工之意）。亦是从正面带动中华法系进入真正的引导社会进步的重心角色的根本路径。而能担当起领导层这个角色的，在中国只有共产党。

　　（二）中国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

　　下面，我借用一个新名词“法治本土资源”来描绘中国的法治现状。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共产党又具体应怎样领导中国的法治进程呢？

　　法治的本土资源〔3〕，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从一些人们熟知的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实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大致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50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4〕。

　　对于中国的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资源，不能仅从概念和字面上去理解，这种政治资源还内在包含着由政府掌握和支配的巨大的经济资源、知识资源。就法律生活而言，政府也掌握着各种正式的法律组织和通过各级城市和农村组织延伸到社会的民间生活的非正式法律组织。比如，我们不久前还拥有一支由100多万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近1000万名人民调解员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力量，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最基层每调解600——700万件民间纠纷，防止“民转刑”和非正常死亡事件达十几万起〔5〕。据统计，在八十年代，我国民事纠纷调解与法院处理的比例是12：1〔6〕，人民调解制度每年解决的社会纠纷曾经是法院的10多倍。目前，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削弱了，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在下降，但它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手段。这也是一支由政府所掌握的力量，是延伸到社会民间生活中的国家政治资源。因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最大本土资源莫过于政治资源，莫过于政府力量。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视为中国实行法治的最重要的本土资源的话，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种资源的龙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