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人类是富于理想的群体，而理想又总是与现实是相伴而行的。理想是铸造现实的模型和方向，现实是贯彻和体现理想的行动。人类任何有价值的创造性活动，都是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产物。这表明作为人类理想的自由追求在每个历史阶段和生命段落中都有其具体实在的内容。就法治而言，真正的人文关怀是在任何条件下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统一。这意味着当自由作为法治的理想目标之时，必定存在一个具体实在的现实目标。这一现实目标不会是别的，只能是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这是因为，第一，法律上的自由一般演化为权利；第二，自由的权利化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第三，自由往往是泛化而不确定的，只有权利化的自由才是明确具体的，才最有保障和意义。在此意义上，自由实质上是指人类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志在社会关系中活动的权利。自由必须通过法并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就此，康德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孟德斯鸠也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哈耶克看来，权利是获得或实现自由的方式，只有获得权利才能得到自由。权利是承认自由的结果和争取自由的依据。因此，现代任何类型的法治都在自由目标的指导下，去关注社会中的权利。无论是以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英、美法治模式，还是以国家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法、德法治模式，无论它们在形式上有多么大的差异，但在有一点上总是一致，那就是对人的现实权利的深切关注。如在奠定美国法治基础的《独立宣言》中，杰佛逊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卫这些权利才成立政府，而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若成了这些目的的破坏者，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同样，对大陆法系法治模式有奠基作用的法国《人权宣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可见，保障和实现人的社会权利不仅是国家或政府的根本职责，也是法治的基本价值所在。正因如此，一系列为确保人的现实权利的法治原则出现在现代西方的法律文献之中，如人民主权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等等。也正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把自由和权利作为追求的目标，才形成了今天令人瞩目的西方法治传统。

　　从表象看，人治似乎是一种关怀人类自身的治国方式，因为它是以“重人”和突出人主体性的面目而出现。但从实际看，人治只不过是践踏人性的特权之治，人只能成为利用的工具和蹂躏的对象，最终无法成为关怀的主体。如古代西方的人治就常常表现为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背离。它昭示人们在未来的极乐世界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幸福，但必须在现实世界含辛茹苦，忍受一切苦难。而传统中国的人治关怀却从来未能朝向人的价值，它的终极关怀-对完美德性的追求，总是违背人类的本性-对自由的追求；它的现实要求-道义责任的承担，却总是与人的基本需要-欲望、权利或利益相对立。况且，人治所关怀的“人”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是大写的“人”而非小写的“人”。这个“人”要么就是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异化为权力象征的君主；要么就是虚构的“圣人”。所以，人治并非真正意义上众人之治，实质是个人之治和权力之治，众人只不过是权力的奴隶。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才会真正关心那些普通的、具体的人，它的使命就是矫正个人对众人、权力这个人的奴役，是提升人的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法治作为人类完善自身的理想，是人类精神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凭借制度模式表达人类的精神关怀的向度，旨在追求人类的外在行为的有序与内心世界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我们不能忽视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关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创立的制度模式。无论何种模式的法治都是以人为核心、完善人类自身需要的价值追求，都无法忽视对“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