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治视野中的权利问题

　　（一）法学与权利

　　权利，一直是近代以来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早在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莱布尼兹（voleibnize）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法学乃权利之学”的著名命题，为权利在西方法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此，权利问题不论在法律理论，还是在道德理论和政治学说中向来居于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古代法学一直束缚在“刑名法术”之中，而与权利绝缘。到了近代，一些法学家才开始提倡把权利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尽管近代法学家并未最终把中国法学改造为“权利之学”，但是他们对权利的关注，并致力于使中国法学走出“刑名法术之学”而成为一门科学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当代西方对权利理论有着卓越贡献的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就曾用激烈的言辞提醒政府：“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忽视法律同野蛮的命令的区别，它就不能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那么它也就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在这里，德沃金无非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律与权利密切相连，政府对待权利的态度直接表明它对待法律的态度，它将直接影响着民众对待法律的态度。因为“宪法、法律和实施权利的机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一个权利观念。”这种“权利的观念影响法律和保障权利实施的机构以及个人在事实上对权利的享有。”可见，法律中关于权利的规定和政府所拥有的权利观念既是法律获得或丧失人们尊重的基础，也是权利实现的保障。

　　其实，德沃金对政府应当认真对待权利的告诫，对法学研究也有同样的警示作用。因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与以权利作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一样，忽视权利的研究同样会影响人们对法律遵从，对权利的尊重和法学的命运。一方面，法学对权利的关注程度表明一个社会对法律和权利的信念程度。因为“权利理论说明一个社会的信念，或相信作为自己信念的信念。”这个“信念”既是法律的，也是权利的。因而注重对权利的研究无疑既有助于法律信念的树立，也有利于权利观念的增强。如果法学不关注权利，就难以建立起政府和民众的权利观念，引起政府和民众对权利重视，正确指导他们对权利的认知、尊重和实践；如果它不导向和督促法律对权利的捍卫，那就难以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依赖；如果它不致力于权利的呼唤和追求，它将因泯灭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难以立足社会。

　　另一方面，权利是法学与现实社会连接的纽带，因而研究权利既是法学关注现实社会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学使命和价值的集中体现。社会本身是人的关系的网络，而人的关系往往又是基于权利或以权利为内容而衔生。虽然构成社会关系往往又是基于权利或以权利为内容而衔生。虽然构成社会关系核心要素的权利不可能都在法律的调整的范围内，属于法学所涉猎的对象，但是社会最基本的、最实在的权利不受法律的调控和保护，属于法学研究对象。因此，关注权利既是法学本身的职责，也是社会赋予法学的使命。同时，法学注重对权利的研究也是法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法学的立身之本。因为在权利的探索中，法学不仅能获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而且将获得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能量。总之，关怀权利和捍卫权利不仅是法律永恒的目标，也是法学研究永恒的主题。

　　权利作为我国法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的确实中国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且一些学者以全新的思维和方法审视权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总体而言，无论在研究的层面、方法论上仍存在诸多局限，一种类同西方国家认识高度的、系统的全方位的权利理论体系远未建构，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1.研究的进路单一，致使研究视野受限。从当前我国法学对权利研究的现状来看，主要局限在两个层面中进行：（1）法律关系层面，即把法律权利定格在法律关系之中、仅仅作为法律关系结构中的一个要素进行研究。其实我们并不否认在法律关系这一层面研究权利的意义，而是说仅仅把权利当作法律关系的一个要素，则不能统摄权利的各种现象。因此，在法律关系中研究权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2）权利与义务关系层面，即仅仅局限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研究，而忽视权利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密切联系的研究。不可否认，权利与义务是关系最密切的一对范畴，但不是惟一的一对范畴。在权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中，权利还与权力、文化、社会物质条件等众多范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这些范畴的关系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