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意志的定在；精神既可与制度共生，亦可独立存在。人的精神实况，是人为世界的重要决定因素。

　　人类的精神组成，有显化的部分，已有己所不觉的单元。这些支配人行为的因素，宗教、伦理、意识形态、家庭观念、宗族意识、地域认同、团队观念、派性思想、单位思维，结成文化绳索，固定着我们。他们构成的先在权力，美化或者丑化着生命的形态，提升或降低生命的意义。

　　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精神元素的结晶。个体日常的所为，在精神元素的内定下，不思而为。固有的先在权力，影响着个体与世界的互动。先在权力对个体的决定，在生命的成长中，渐成生命内化的自我决定。

　　法治，是解放个体的尝试。它要达到的解放目标，与人类存在的高级形态，即个体在充分条件下的德化和自由化的目标比较起来，仅仅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所至。由于人具有生物学界定，个体能否彻底解放，尚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法治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必然无以独立担负这样的重任。法治提供个体统一解放模式，是一种外在的定制，是生命的集体性逃奔，是对固有精神元素的脱离，为人类提供一个新的宿营地。

　　历史本为不断发生断裂的存在，法治的精神搏动出现在宇宙，忽生又忽灭。即便有大量溯源考证，法治仍然是一种世界无常创造的产物。我们从希腊罗马看见法治的思维，但从欧洲中世纪这个历史断裂带，无以把握法治的持续道统。

　　我们更看不到东方法治的道统。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对先在权力的自动臣服，以及自我决定的逍遥于世。社会精神自古以来的独元正义和古代恐怖主义产生的精神折射，个体精神长期处于不良之中。

　　法治不是救世主，它无法完成人的全面彻底解放，它也要摧毁在人间以危害人间秩序方式建立自由王国的梦想。个体的精神自我决定下的解放，只有由个体独立完成；这个完成，体现为无数个性化的过程。

　　但是，法治提供一个必要条件，它不认可独元正义，也不用古代恐怖主义方式，干预个体自觉的解放过程。它允许个体，站在历史的断裂带上，重新去发现，并为这种可贵的努力，提供安全条件。

　　法治，从中世纪的历史后无机地冒出来，为人类提供了探索未来的安全机制。戳穿人类语言的谎言体系，认清假大空话的历史面目，解脱个体对谎言的迷信，让“地心说”等不再是独元正义，使人类免于持有怀疑和自由发现所受的迫害，获取先在权力下个体相对独立，是法治的意义所在。

　　历史杂乱无章，并无宏大定律可循。个体在对精神先在权力的脱离中，站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片断上，由于思维的局限，借助其它感官去发现真的世界。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发现和验证，比迷信重要。

　　法治，给一切发现者权利，它既给予预言家预言的权利，更给予其他人怀疑和否定的权利。个体身体和精神权的出现，颠覆对世界既定的解释，法治成为发现一个真的世界的条件。

　　反思文化绳索，是法治萌生的前提。个体作为历史的难民，只有对庞大世界的揣悟中，才能完成对自己新的决定。一个民族，只有聪慧到善于反思的程度，它才配得上享有解脱文化绳索的幸福，处于荫及子孙的发现状态。

　　因此，法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的构建，毋宁说是精神结晶体的再造。法治因而是一件伟业和善业，是创造不绝的保障，是改善人类生存的设定；法治也是接受了东方发明恩惠的人类群落，对东方人历史性的回赠。这样的历史性的交换，为人类将开辟新的、尚不可完全预知的前景。根据经验，这样的未来，不是恐怖的未来，而是走向人类新的自我决定的发现阶段。

　　无视精神结晶体的再造，世界固然不会消失；盲动个体，在精神绳索牵制下的个体，也有运动的无序轨迹。精神结晶体如果具有恶劣的元素，它不仅在作为社会制度内构时显现恶劣，也会在与制度无关的社会生存中，显现恶劣一面。制度作为意志的定在，是精神结晶体元素的反射。历史总是将制度作为被告，但还有酿成历史过错的第三人，需揭示精神结晶体的普遍品质问题。然而，掩盖精神结晶体的过错，通常也是世界谎言体系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