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活动中主体及其利益主张的多边性特征，必然意味着人们借助公开的程序来解决这些问题。面对纠纷，人们既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例如自治地协商、通过自身的武力威胁和强制、通过第三者（如黑社会组织）的武力威胁和强制等。虽然这些活动也需要“程序”，但这些程序既不是法定的（从而是非正式的），也并不严格。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予以解决，这就必须程序规则先行。没有纠纷主体及其裁判者-法官共同认可的程序机制，那么，纠纷者在裁判的主持下就有可能不是相互交涉，而是相互对骂。其结果是只能引发人们的激情，而不是理性的辨别和判断。可见，司法活动多边性的程序意义。

　　第四，司法活动开始于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诉讼请求，如所周知，它奉行着“不告不理”的原则，因此和其他公权行为的程序在比较，司法程序只能是应请求的程序。法律程序尽管是法律规定的，但它的每一次启动，却因为具体的事实或行为而致。具体说来，仅就公权主体行为的程序而言，从程序主持者的视角出发，它既可以是因职权而主动启动的，如行政命令行为、对外宣战行为等都是如此。可以说，大多数公权行为的运行程序是依职权而启动的。尽管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应请求的公权程序启动机制越来越完善，该种现象也越来越多，但随着人口的过渡繁衍、人与对象关系的愈益紧张、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之的依赖性的加剧，突发性事件越来越频繁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在公权活动、特别是行政活动中依职权所启动的法律程序就绝对不能缺少，反而在不断强化、有增无已。

　　但是，司法程序却只能因当事人请求而引起。因此，司法当局及法官不能主动地“送法上门”，“入门揽案”，而只能是等待并接受当事人起诉才启动程序的被动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法官都是被动的，一旦司法程序业已启动，则法官在其中某些环节（如判决环节等）或某些时候（如维持法庭纪律等）的主动性也就成为必然。但总的来讲，司法程序只能是应请求的程序，法官在其中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司法程序启动的请求性特征，进一步证成：和其他公权行为相比较，司法活动更讲究程序。缺乏法定的正当程序，司法活动就不能展开，真正的司法行为也就不存在。

　　上述诸方面共同表明，司法对法律程序的依赖是人类所有行为中堪称最甚者。司法活动就是司法的程序运行活动，不论在何种情形下，现代法治的理念是：司法活动只能被装置于法律程序之内，而不能游离于法律程序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