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无因性原则，在债权行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或禁止性规范时，比如买卖毒品，物权行为也会因为违法而无效；在违反法律规定买卖黄金的情况下，因为当事人持有黄金是合法的，物权行为可以有效。债权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时，因为物权行为在伦理上的中立性（物权行为仅仅涉及物权的移转），似乎应该有效。但是，因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规制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债权行为，而且也包括这种结果（公序良俗原则一般仅规范法律行为的原因，但不能绝对），因此，物权行为也应该无效。

　　可见，在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理论框架下，无因性适用的范围很小，主要适用于债权合同解除的情形。但在这种情况下，承认物权行为与否，处理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国家，因为所有权已经发生了移转，而所有权并不会因为合同的解除又自动恢复原状，因此，也应当适用不当得利规则处理。这与适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解决实际上是相同的。顺便指出，无因性具有解释基于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但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因为如果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那么在债权行为被撤销或者无效后，因为所有权的移转是基于物权行为发生的，那么很难说取得所有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德国民法采用了“给付原因”来解释，最终还是回到了债权行为上。这一解释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而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解释这一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如果认为债权行为无效，所有权的移转也无效的话，那么出卖人当然就享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也就不存在得利（除了占有利益之外）了。那么，这里成立的不当得利只能是基于占有的不当得利，而不是基于所有权的不当得利了。这确实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二）物权行为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

　　雅各布斯教授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创立时并没有考虑交易安全，其目的仅仅在于解释基于给付发生的不当得利。如果认为物权行为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而设立的，就有点“高射炮打麻雀”的味道了。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我国学者反对无因性的一个理由是，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的公信力制度可以取代物权行为，起到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误解了物权行为无因性的适用范围。因为物权行为作为一种处分行为，必须以具有处分权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和公信力制度中，处分人都没有处分权，因此其中的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但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用强制性规范补正了其权源上的瑕疵。可见，物权行为无因性与善意取得、公信力制度的适用不同：物权行为保障的主要是连环交易中的交易安全，它以有处分权为要件；而善意取得和物权公信力保护出卖人无处分权的交易，不需要处分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在法制史上，善意取得制度与物权行为无因性出现的时间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也才能理解雅各布斯教授的观点。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与法律的公正

　　在赫克的分析中，物权行为无因性对出卖人最为不利的情形是：（1）在买受人没有完全履行合同时即破产或被强制执行；（2）买受人将物处分给恶意第三人（移转物的所有权或在物上设定他物权负担）。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为什么我们很敏感地考虑到出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买受人的利益3比如买方预先交了钱，但是没有拿到货物时，出卖人破产或被强制执行时，买受人的金钱所有权也适用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而且因为金钱所有权移转上的特殊性，在占有转移之后，就只能够作为一种债权请求偿还了。这对买受人也同样是不利的。因此，如果考虑到物的流通秩序，必须意识到，物权行为无因性承认的是交易中的正常风险。另一方面，对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学者之间没有任何争议，其原因就在于，流通性是票据赖以存在的根基；这种流通性是受国家权力强制保护的。这里必须注意到法律中物的价值的变迁。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达使产品极其丰富，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富人、穷人的区分标准，因此，物的价值也主要是交换价值，而不在于物本身的使用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学者我妻荣会得出近代法上债权居于优越地位的结论，这不是法律构造的结果，而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观念性的权利，人们对物的享有利益常常可以为金钱代替。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促进物的流通性呢？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