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学研究者的立场，我们认为存在着转向问题。总结解放后至今的法学研究立场，我们感觉到明显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政治中心主义立场代替研究者的法学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学各学科中充斥着绝对的阶级意志论。本来阶级分析学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的一些法学研究者把其绝对化，认为这是唯一正确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立场。结果使得我国法学研究一度被取消至少是停滞不前。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法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属于规范学科的范畴（即主张用法律规范的立场观察分析社会），而阶级分析的立场仅仅是法社会学中的一种方法。如果我们非要固守这一立场只能限制自己的视野，从而会在许多问题上得出荒谬的结论。二是用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代替其他立场（如司法立场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在对许多法律问题的看法上，我国法学研究者基本是站在立法者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如在理论法学中讲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体系是规则体系，制定法是唯一的法律渊源等；还有在司法过程中千方百计追寻立法者的原意等；许多研究者（包括司法部门的研究者），在对司法问题的研究中几乎都把研究结论归结到法律规则的完善上等等。如果说法理学者把自己置于身于“立法者”位置进行思考还情有可原的话，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传统法学的熏陶下，我国的司法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立法者的立场对案件进行探究，得出了法律规则需要在这方面那方面完善的结论。这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司法者的任务就是根据现有法律（即使是有缺陷的法律-实际上和丰富多彩的世界比较不存在没有缺陷的法律）解决纠纷。法官、律师等法律人的责任就是在对案件进行探究的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代替立法者工作，想方设法去完善法律规则。另外，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的法学教育也使得我们所培养的学生，似乎个个都是治国者，只会讲宏观道理，不会办具体案件。因为他们在大学所接受的主要是以立法为中心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这暴露出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不仅会影响法学研究方向，而且也会影响到司法和法学教育的成败。三是研究者的宏大、整体立场排斥微观、个体的立场。宏大、整体立场的研究使研究者的视野局限在对法律本体、实质与价值的研究。本来对法律本体、价值等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但如果我们仅从大处着眼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显得空洞。实际上，通过对个案我们也可以探寻其中的价值，通过微观现象也能把握法律的本质。但是，由于受传统整体思维方式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从小处着眼难以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果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许多只知道本质，不关心现象的“学者”。如对法律价值的研究，学者们可以从柏拉图谈到罗尔斯，但却不知在司法过程中应用何种方法进行价值衡量；关于法治的文章发表了若干篇，但都闭口不谈法治如何实现。许多理论研究对象和结论都是在一般意义进行，是难以具体化因而也是难进入操作阶段的，像对人权、民主等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其结论很难对社会产生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从大处着眼的研究方式错了，我们只是强调，从微观的角度很可能会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研究途径，如从小处着眼研究人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容易实现人权。从小处着眼研究法治则很可能加快我国法治实现的步伐。

　　从研究内容上反思我国法学的定位，我们认为存在着需要超越的问题。从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其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从中国哲学史看则明显地缺乏对方法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受哲学思想倾向的影响，法学研究主要的内容也集中在对本体论、价值论的研究。我们得承认，这种研究是必要的，并且现阶段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对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忽视也会影响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在解决了研究立场由立法中心向司法转向后，关于法律应用的方法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我们想指出的是：这里的法律方法是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方法，而不是指导法学研究的方法。法律方法试图解决的是一般的法律如何转变为具体法律（即法律转变为判决）的问题，它属于法律的操作方法的范围，不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我国现阶段的法学缺乏对法律方法与技术的研究，至今法学研究者对法律方法论的作用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法学本科教育中法律方法论还没有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我国法学研究的内容应实现对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超越，应转向对法律方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