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不仅应注意到对法律方法的研究，而且还应注意到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法律方法，这可以被称为方法之方法。现在许多学者提倡批评式研究，这似乎成了学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研究法律的目的并不具有唯一性，它既要推动社会的进步，还要在经验范围内实现秩序、正义、公平或者实现法治。法学研究的目的具有综合性，例如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主要用于解决已发生的案件，向后看可能是其特征，维护法治、促进法治的实现则是其责任。所以，包括西方法学家所讲的“教义学”在内的方法是法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方法。在前法治时代，神治、德治等都把神或德抬到了权威地位，同样，在法治时代，法也应有相应的权威。因而，法学的研究者在应用法律方法时应该有一种信仰的姿态，应设定研究者所释放出的意义是法律的意义。法学研究不在于追求“新意”，而在于追求法律文本和事实文本中的法律意义。在对法律方法之方法的思考中，我们还应克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法局限，重视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应用，等等。总之，法学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用，我们应着眼于中国现实问题来思考中国法学研究的定位，不能盲目地追西方法学的潮流，但今后若干年内我们必须注意从西方法学中总结经验，寻找灵感，应把研究的焦点聚集于中国法治的现实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部分学者关于中国“民间法”的研究，似乎有把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学结合起来的趋势，这很可能会找到中国法学与西方法融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