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他认为必须在考察法律问题时清除掉先验的主体观念，从来没有离开权力强制的个人（个体），而只有权力制造主体。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发掘我们的文化是如何把人（human beings）制造成主体（subject）的历史。”[80]他通过研究近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规训机制，指出：“个人无疑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同时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81]可见，被当作法律主体的“自我”在福柯那里被彻底瓦解为现实的权力关系。[82]

　　罗兰。巴尔特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揭露了另一种“人之死”。他说传统的文学理论把作者置于权威的地位，对作品阅读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作者的“原意”，作者的原意指导着读者的解释，所以读者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必须服从作者。而巴尔特则认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谁都没有特权赋予文本以终极的确定的意义-包括文本的作者在内。作品一旦完成，作者的使命即结束，剩下的就是读者如何阐释作品。这样巴尔特赋予读者以更自由的阅读方式，在击落作者权威的同时，激活了读者的创造性，他的名言就是“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

　　传统的阅读方法运用在法律解释中，就对应着“法律文本-法律适用者”、“立法者-司法者”这样的法律解释模式。其隐含的法律逻辑就是：法律文本及立法者是至高无上的，解释者、适用者只能遵循它给出的原意。以“立法者的原意”来统治司法，就使得法官（尤指大陆法系的法官）只能屈从于立法者，沦落为生产法律判决的“自动售货机”。然而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文本的作者与文本的解释者的知识状况必然发生分化，所谓作者的原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因此要弥合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尴尬就必须摧毁作者的权威，赋予读者以创生意义的权利。这样，作者之死与读者之生带来了一种政治逻辑的转换：传统上“立法者”是唯一的统治权威，他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专制君主，从来不会听从“读者”建议，文本的意义是他的独唱；而现在，读者参与了意义生成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复调阅读”（巴赫金语）过程、作者与读者共鸣的结果。所以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上，一个法律文件、一个契约文本没有什么作者的“确切”意图，只有尊重读者对文本阅读的结果。“尽管有些法官主张在处理某个遗嘱或遗言的情况下。‘发现’作者的意图是重要的，但后现代主义者却情愿留意‘书面的意思’或‘明确的意思’。”[83]巴尔特的“作者之死”是后现代法学主体离心化趋势的来源之一。

　　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政治哲学反映了同样的趋势。他在研究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基础时指出，传统的政治学都假设了一个先验的本质的“自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在这个自我实体之上现代的自由民主政治才得以建立。而在罗蒂看来，假设先验的自我和主体是一种非历史的方法，而人在本质上“是由各种信念和欲望构成的一个无中心的网络”。[84]罗蒂高度评价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认为他罗尔斯悬隔了“主体性”的问题，而把自由民主问题奠定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之上。[85]总之，我们不需要一个本质的主体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恰恰是共同体的文化决定了自我的本质。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者邓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地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86]美国学者Donald H. J. Hermann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他的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问题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 .法院后来的判决推翻了先前的理论，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87]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