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同社会权利的法律基础一样，被设定为“合意法”。这与中华法系向来固定的惩罚规则的王法意义，大异其趣。合意法思维，着力于法律规范性的建构方式和程序，因此在思维的角度，它不是单纯的道德性声明，与卢骚这样进行社会公意观察的思想巨人，也同样保持了敬畏的距离。与道德学说、政治学说包括与民主主义保持距离，主要是合意主义在“话语格式”上，与他们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在，政治或道德民主主义，着力于自由意志的社会表达，而合意主义着力于自由意志的法律规范性表达。因此，合意法遵循的是一种“法律主义”，它企图避免政治道德主义和法律主义两者之间出现表达混淆。

　　从法律主义的角度，进行溯源性考察，合意法学的观点，找到的是希腊罗马的源头。在鲁伊吉。拉布鲁纳（Luigi Labruna）《单纯合意即形成债》一文中，作者指出：“合意（consenso）不仅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传统，而且是现代契约法的基础。人们可以在古老的地中海人民――罗马人的法律中，寻觅到合意主义的诸渊源。”民事合意主义，作为建构契约法律的思想原料，存在了悠久的时光。同时，现代合意法思想，也是经济主义的一个产物，它不是单纯政治性建构学说的自撰，乃是站在市场交易的社会场域，来反思性地观察法律。因此对于合意增益理论，这类从经济学家那里飘来的甘露，或者甚至可以说法律经济分析旁敲侧击的赋与，合意法学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接纳。

　　债的产生，基本途径是合意。这是民事利益得以合法主张的法理所在。在国家公权方面，行政义务的产生，这种“行政债”的形成，是什么？如果没有某种基础性社会同意，或者法理基础，国家公权要求公民履行行政义务，是合适的吗？国家公权的行使，在现代是需要法律合法性的，法律的合法性，即法律的属性确定，它究竟是一种社会合意规则，还是基于先验主义的政治权力逻辑，罔顾社会意志的单纯国家意志建构？从本人有限的社会常识，以及面对自然确认的人际伦理，我不得不将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界定为合意主义法律。这就和民事合意主义产生了某种相似性。但是，民事合意主义，本身不能直接成为公法的合法性起源。经过界定加工，我讲公法合意主义，视为一些社会元素的组合，如果失去这些元素，法律可能不再是合意法：

　　1、 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构；

　　2、 立法对社会合意的规范性维护；

　　3、 立法对暴力命令的必要性排除；

　　4、 适法行为的和平。

　　首先，基于法律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立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性建构。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面貌，直接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在大生产和大交换的社会，成功的社会组织，影响生产和交易者的利益。为了形成人际的公平关系，因此必须探索公平的实现方式。法律主义的公平，本身只能在法律权利的建构过程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法律意义上，公平不是生活性的公平，或曰事实性公平，乃是在生活与事实的基础上，对公平的规范性建构。“公平”，在社会博弈环境，不是对自然秉赋的干预，而是规则的合意，以及合意规则下，自我选择行为方式。法律权利平等，成为建构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公平在社会博弈中的可靠共项，就是“同意”。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构，就是建立社会主体“同意”的社会博弈规则。显然，单边主义法律、秘密立法活动，在立法机制方面，出现了对公平的背反。着力于立法机制，是合意法学避免“法律理想主义”的指责，在现实中发现的合意酿造平台。

　　在市场化社会，在新型交易盛行的社会平台，为增进交易频度和规模，提高交易效率，保持交易总量递增，社会合意的方式，需要得到法律的规范性维护。因此国家公权，对于无损社会安全的交易行为模式，应当在规范的层面，给予维护。比如，对于民间借贷，法律不应过多地干涉。由于我们相信社会资源的自组织，是一个利益优化模式，在社会的自组织生成过程，社会的合意频繁产生，如不能被有效维护，社会的充分交易模式，必然受到影响。这不仅是在国内交易的方面如此，在国际化背景下的交易，同样也需要对合意进行维护。抛开对国际化放任生态、文化影响控制的负面因素，确立国际化的正当含义，显然是在促进交易和合意方面。为何自由化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主要是合意被有效维护。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以向“自由化”、“中国自由主义”，以及为增进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主张泼污水为乐，故合意法学几乎要回避“自由”的言辞表达。合意法学主张社会合意，这既是对恶人攻击的回避，也是因为“自由化”、“中国自由主义”，和法律主义的格式不一。“从经济的路径”，走向法律合意主义，那些愚蠢的“反自由化分子”，还能对合意主义叫嚣什么。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是社会同意的法律，即合意法。这个论点，等待反社会、反国家分子，来进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