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学者关于当事人主义理论根据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有三：即发现真实、满足说和保护说[6].

　　发现真实说是关于当事人主义理论根据的传统性学说。该学说以审判与当事人主义的关系为立足点提出，审判程序应服务于真实的需要，发现真实是审判程序的主要目的之一。进而提出当事人主义是实现发现直实的最佳方式。其理由为，发现案件事实的真实是适用法律的前提，以事实为根据是通过裁判实现正义的条件。将当事人主义当作发现真实的最佳方式，至今仍被英美法国国家大多数学者坚定不移。

　　满足说认为，从当事人在法庭上充分听取辩解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角度分析，当事人主义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正当方式。另外，这种观点还强调，要使当事人在心理上得到充分的满足感，裁判公平和代理律师掌握优秀的法律技能是必备的条件。对此观点持怀疑者认为，满足说无法解释败诉方能否也从诉讼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同时也不能说明通过其他方式当事人就不能从诉讼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保护说认为，当事人主义能够最充分的实现和保护当事人程序意义上的诉讼权利。该学说强调适用排除规则制止证据的违法收集。对此学说持有异议的观点认为，保护说无法解决发现真实与律师伦理相冲突出现的矛盾。

　　英美法学者认为，有关当事人主义理论根据的三种学说都不乏自身的科学性一面。因此，这三种学说不应是相互排斥性关系，而应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尤其是保护说更具有补充性的色彩。例如在环境诉讼中，与发现真实说强调的实现正义相比较，保护说更能起到减少公害这一公共政策所要求的目的。但是，当事人主义一旦被当作实现公共政策的手段，发现真实不是裁判的唯一目的，这样，人们就会对裁判失去信赖。可以认为，当事人主义不仅在于发现真实，它也服务于法院正确地适用法律[7].

　　（二）当事人主义与发现真实的关系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当事人主义是否真的有利于发现真实呢？美国学者从律师伦理与发现真实之间的关系出发，对此提出了质疑[8].

　　当事人主义极为强调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它要求作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应向委托人雇用的“枪手”一样，用说一切方法和手段同相对方作战，并认为这是律师的应有形象和伦理。众所周知，在当事人主义下，美国实行的是以律师介入为基本条件的对抗式诉讼。在这种诉讼下，引发一个为美国民事诉讼实务和理论上长久不衰的论题：当律师对委托人的忠诚与发现真实之间产生冲突时，律师应当采取对策处理。

　　传统观点认为，在当事人主义下，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应优于发现真实。这是因为，裁判中的发现真实不是绝对之物，它经常要让位于维护人格尊严等这些更高的价值。例如美国刑事诉讼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和沉默权。当事人行使委托律师权在于维护个人尊严，当事人只有通过律师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从实质上实现法律上的平衡，这一从优高于发现真实。在当事人主义下，律师为了有效地完成被委托的任务，就需要委托人向自己坦露案件的全部事实，这一坦露必须以律师严格保密委托人提供的情报为前提，为此，从委托人处得到的情节因受保密关系限制，就未必有助于发现真实。如果破坏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这种依赖关系，就等于破坏了当事人主义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为委托人的利益代辩或忠诚委托人依赖关系，就等于破坏了当事人主义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为委托人的利益代辩或忠诚委托人是律师应承担的义务，由于它服务于比发现真实更高的价值，因此它也优先于发现真实[9].

　　对传统当事人主义持反对论者提出，律师不应是当事人的“雇用枪手”，因此传统的只要在法定范围内胜诉，律师就没必要协助发现真实的观念，让人感到吃惊。故此主张，应通过修改律师伦理规定让律师承担协助发现真实义务。他们还针对美国民事诉讼现状提出：律师仅为了委托者胜诉而行动，不为发现真实付出一点时间，这样做，只能是法院了解律师提出的材料而不了解未提出的资料，其后果则导致诉讼结果只是偶然地符合了真实。同时还指出，为了发现真实，法律给予当事人许多有效的诉讼武器，而律师将这些武器仅用于实现本方胜诉。因此，这就需要对律师忠诚当事人优于发现真实的当事人主义理念进行修改，在律师伦理规定中明确律师有协助发现真实义务，这也是律师对社会共同体应当承担义务[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