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冲突法分析模式中，主要是基于地域主权的，在特定的冲突情势中，保护国内规范利益的主要方式是适用内国法。换句话说，与法律冲突相关的国家将通过适用自己的法律于争议中来寻求实现自己的规范利益。然而以实体方式的观点来看，国家的政策利益单单是通过确保适用法的实体内容——不管是外国法，商人法或超国家法——与相关国家有足够的相似性来获得保护。这样一个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因为它不把法律冲突看作是国家之间规范权力的冲突，它降低了国家关系领域中潜在的冲突。

　　（一）传统的地域与主权权力

　　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建构在分配权力的框架之内，在这其中，基础的调查是如何确立主张调整特定活动的国家优先于提出相反主张的其他国家。这种规范（调整）主张反过来大大依赖于主权的地域方面：国家调整在本领域内社会事务活动的绝对权力。由大法官Story （被认为是美国国际私法之父）所阐明的冲突法基本原则反映出这样的前提假设。他所著的具有影响力的论文提出了这些基本前提：首先，每个国家在其领域内拥有排他的主权和管辖权。其次，“拥有主权权力的他们有唯一制定法律的权力，并且：无论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另一国家有什么样的强制力和义务，这单单依赖于另一国家（后者）的法律和市民规范……和它自己明示或默示的同意。”

　　规范的地域权力所形成的模式定向已经形成了解决法律冲突的传统方法。

　　1、合同领域的法律冲突：对意见自治原则的限制

　　要求法院执行国际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或法律选择条款，并因此排除了法院地法的适用，这样冲突就会产生。历史上，通过指向一国在其地域范围内排它性权力来调整某事项，这样由当事人选择冲突的法院或法律所创设的冲突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国内私人主体试图影响适用法几乎不被视作创设了冲突。试图排除法院地法院的管辖权的法院选择条款是无效。法律选择条款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这不符合一国适用自己的法律来调整本领域内的人和行为的绝对行为。就适用法条款来说，这种绝对的方法较早被更加灵活的理论所战胜，这就是承认了私人当事人有权选择支配特定活动的法律，以后，当事人能选择最终诉讼的法院也被承认。

　　然而，甚至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中，法院继续对意思自治原则施加额外的限制，这反映了国家主权权力一样重要，特别是跨国合同暗含了几个国家的规范法律时。虽然这种对意思自治原则限制的理论基础没有作出统一的说明，但是，大家一致接受国家在本地域内成就国内政策的权利击败了意思自治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在合同中的法律选择问题还是求助于主权特权得以处理。因此，虽然意思自治原则一般被广泛解释并很少强调地域，但是，合同法律冲突依旧可以透视出主权权力本身。

　　2、其他领域内的立法管辖权冲突

　　（1）在确立立法管辖权基础方面地域的作用

　　正如在国际合同方面地域主权设置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它也限定了一国调整民商事活动的范围。在解决立法管辖权的冲突方面地域边界的重要性在早期的案件中得以充分体现。一国的法律只约束在本国边界之内的行为。虽然以后的案件认为，一国法律也可以适用于发生在本国边界之外的行为。这些案件确立管辖权是基于在本国领域内发生了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基于对地域的考虑。因此，主张调整权力的主要基础来源于一国在本国边界内控制事务的权力。

　　（2）在限制立法管辖权方面地域的作用

　　跨界商务活动的急剧增加创设了重叠立法管辖权事项的增加。发行者参与在本土管辖区之外的证券销售；在多国拥有实质活动的公司与其他公司合并；在多国拥有资产、债务人和债权人的跨国公司提起破产在每个这样的案件中，一个以上的国家可以基于在本领域内的行为而主张立法管辖（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适用本国的法律调整域外的行为，当各国以不同的管辖权标准确定立法管辖权时，额外的重叠性规范形成。一国的法律可以适用于这样的行为，因为它发生在本国区域内，然而，其他国家的法律也可以适用，因为该行为在该国边界产生了效果。因此，越来越多的法院走出了起初立法管辖权基础来解决这些冲突。适用于这方面的主要方法——利益平衡——依旧保留了对地域权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