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内容可见，《指令》重复了《罗马公约》的主要内容。《指令》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罗马公约》的体制，其中一部分条文直接取自《公约》；还有一些内容虽未直接照搬，但在实践中也是按《公约》来理解和执行的。例如《指令》对各种受保护的邻接权主体都未作定义，实际上是按《公约》第3条来实施的。 《指令》新保护的电影制片人虽在《公约》中找不到定义，但是从《指令》强调它应是“首次录制电影”这一点来看，也明显地参照了《公约》对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定义。

　　但是，在以下几方面《指令》突破了《公约》的保护水平：（1 ）赋予表演者发行权；（2）赋予电影制片人邻接权；（3）扩大了广播组织的范围。

　　四、《指令》和中国著作权法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著作权保护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虽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审判活动，但其影响和效果都十分有限。自1990年《著作权法》颁行以后，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如此，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处于初级阶段。欧共体的《出租权指令》作为欧洲著作权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中不少内容对于我国来说还是难以接受或者说没有条件接受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将它和我国的法律作大致的比较，以便明确若干年后我们的著作权法制度发展的一些可能的方向。

　　（一）出租权和出借权

　　我国著作权法也明文保护出租权，〔15〕然而和《出租权指令》中确立的出租权相比，我国的保护尚有以下不同：（1 ）出租权的主体只是著作权人，而不包括邻接权人；（注：但是，外国录音制品制作者在我国却享有出租权。参见韦之《著作权原理》一书，第192页。）（2）出租权的客体不包括作品的原件；（3 ）出租权的客体中也未明文排除建筑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

　　我国现行法律不保护出借权。其实，著作权法实施八年来，出租权的保护也尚未得到落实。这同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能力还很低有关。

　　（二）邻接权

　　由于当年制定法律时对邻接权的认识水平的限制，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它的保护仍十分薄弱。我国的邻接权制度和《出租权指令》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在主体面，我国法律赋予出版者邻接权，即版式装帧设计权，而《指令》中没有涉及。《指令》保护电影制片人的邻接权，我国法律则没有相应的规定。当然，由于我国的《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电影制片人享有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故也没有必要再赋予其邻接权。另外，我国法律对广播组织的范围缺乏明确的界定，它是否包括通过有线系统和卫星传播节目的组织仍不太清楚。

　　在权利内容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权项比较有限。在前文提到的《指令》赋予表演者的权利中，第（2）、（4）、（5 ）项在我国法律中缺乏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依我国法律亦不享有二次使用的权利；广播组织在我国不能控制他人在公共场所再现其广播，等等。

　　不过，我国的邻接权保护期一般是50年，比《指令》设定的保护期最低标准要高。

　　五、结束语

　　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势。其一是强化对权利人的保护；其二是不断协调各国之间的规定。导致这两种趋势的源动力在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引起新的作品使用方式的出现。对于一种新的使用方式应否确定其为著作权人所专有，立法者、司法者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而正确的回答应该建立在客观评价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行为越来越多地跨越国界。各国原来不同的规定势必对同一使用行为出现不一的评价，这便会妨碍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从而危及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欧共体出租权指令》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技术、经济挑战作出的一种积极的反应。纵观《指令》全文，不难看出，它始终贯彻着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强化对作品和邻接权客体创作者、投资者的保护，方便权利的实现；其二，和有关的国际著作权、邻接权公约保持协调；其三，著作权、邻接权的保护和行使不得有悖于自由贸易。这种经济秩序完善和个人权利保护并重的思路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