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罗马国家往往在商业社团自发成立之后即予认可，“国家之所以承认和保护这些协会，是因为国家同一个有组织的、人员熟悉的团体打交道，比起同一群漫无组织的陌生者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而帝国行政当局如果没有这种组织的帮助就根本无法解决运输大量物资这一极端棘手的问题。”（参见[美]M？罗斯托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历以宁译，第231、2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但是，国家在承认这些团体的同时也一并赋予其某些特权，“只有当国家把一种特权赐给全体会员或者把一项负担加给全体会员身上的时候才同整个团体打交道。”这些特权也就成为限制商业自由的工具。

    [16] 方流芳：“公司：国家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分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

    [17] 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18] Max. Rat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n Corporations， Columbia Univ. Press， 1909， p.33.

    [19] William Bennett Manro， The Government of American City， Chapter 1.

    [20] 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21]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 of England P.467. （1765）。

    [22] Tipling V. Pexall， 2Bulatr. 233（1613）

    [23] Trustees of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Whoat.（17U，S.）518（1819）

    [24] 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此，霍尔维茨也有过同样的认识：“最初，法人社团之所以被国王和商人双方重视，并不是因为可以产生一个与成员相分离的拟制人，而是因此可以产生一个得以受领某些政府权力与贸易特权的实体。估量法人公司的价值，其出发点与其说是团体成员的利益，不如说是行会组织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利益；与其说是商法，不如说是公共利益。”See， Holdsworth， History of English Law， London， Methuen， 1925. Vol. 8. P.201-202.

    [25] Holdsworth， History of English Law， London， Methuen， 1925. Vol. 8. p.219—220.

    [26] L.C.B.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5th， Ed， sweet Maxwell， 1992， note2， p.29.

    [27] 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28] 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29]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高鸿均、贺卫方译，第261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0] 参见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译本），第4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