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合伙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所关心的，只是合伙的信誉和财产数额及履约能力，至于合伙财产的构成、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和损益分配比例，都是由合伙合同规定的。由于合伙合同所调整的是合伙内部关系，债权人不是合伙合同的当事人，他与合伙发生的是外部合同关系，因此，债权人对与己无关的合伙合同的内容包括出资比例及损益分配比例，无从知晓而且也没有必要知晓。换言之，知道和了解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和损益分配比例，不是债权人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因此，在债权人不知道合伙人出资比例或损益分配比例的情况下，分担主义却要求债权人按合伙人出资比例或损益分配比例向合伙人分别求偿债权，实际上是要求债权人承担举证义务，即用证据证明合伙人间的出资比例或损益分配比例，而且债权人只能按出资比例或损益分配比例向合伙人求偿债权，如果债权人不能举证，其债权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出资比例及损益分配比例只有合伙人知道，一旦发生合伙债务，合伙人往往互相串通，隐匿证据，债权人很难收集到这些证据，因此，这种举证义务难以履行。由此可见，分担主义加重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债权人常会因为无力举证而无法向合伙人求偿，这对债权人债权的保护是不利的，既使允许债权人在不知道合伙人出资比例和损益分配比例的情况下对各个合伙人可以以均等份额求偿债权，由于合伙人出资比例和损益分配比例不相同，有的出资多，有的出资少，采取等额方法求偿，那么，出资份额低于均等份额的债务人，必然会替出资份额高于均等份额的合伙人多承担合伙债务，实际上这是出资少的合伙人替出资多的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只不过这种连带责任是在平均份额限度以内承担而已，这与立法上规定分担主义相矛盾。

　　相反，连带主义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由于各国均强调合伙的人合因素，同公司相比，法律对合伙的要求相当宽松，法律并不要求合伙向公司那样必须具备最低的资本限额以作为债务清偿的担保，甚至合伙不必申报注册资金，而且合伙盈利后，法律也不要求合伙必须提留部分盈利作为企业的储备基金，这都导致合伙财产作为一种变量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合伙承担财产责任的程度大大降低，而且合伙人的出资，可以是有形财产，也可以是无形财产，无形财产虽然可以作价评估，作为合伙财产的出资，但却不能用作债权的担保，不能用来清偿合伙债务。可见，合伙财产对交易的担保是不牢靠的，法律规定合伙人以自己所有或经营管理的合伙组织以外的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无疑是对债权人债权提供了履行担保，但这种担保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每一个合伙人所拥有财产的数量，债权人是无从知道的，而且每个合伙人个人财产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且多寡不均，拥有个人财产较少的合伙人对债务的担保责任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个人财产不足清偿，其他合伙人不负连带清偿责任，势必导致债权人债权不能全面实现，有鉴于此，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法律有必要在规定合伙无限责任的同时，还要规定连带责任，如果说无限责任是合伙以自己的财产为合伙债务提供了履行担保，那么连带责任则是各个合伙人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为其他合伙人的债务份额提供了担保，这种双重担保加重责任，大大提高了合伙的信誉，既完全彻底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债权，同时也促使合伙人精诚团结，精心经营，从而促进合伙的发展。

　　第二、连带主义更符合合伙的法律性质，合伙是基于人合因素而形成的人和财产的集合，作为经济组织，合伙本身不能从事民事活动，只能由合伙人对合伙事业共同经营、共享利益，每个合伙人以合伙名义从事的行为，都是全体合伙人的行为，其以合伙名义与债权人在经济交往中所产生的一切债务，自然应是合伙债务，每一个合伙人为合伙取得的利益，是全体合伙人的利益，由合伙人共享，同样，每一个合伙人因经营不善而为合伙招至的损失，应由全体合伙人共担，基于合伙行为的共同性和经济上的牵连，只有规定合伙人对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才能加强合伙人的责任心，防止其相互推诿责任，以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切实公平地维护合伙债权人的利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