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如果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却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这份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而主张合同无效以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在我国这样一个诚信意思尚不够强的国家实行此种制度，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8]
　　 其次，支持恶意抗辩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制度主要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3]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允许当事人通过恶意抗辩逃避责任，不仅严重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且必将极大的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如前述保险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避免在被保险人人身上发生的道德风险，从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性的要求，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说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应尽审查义务，以防止投保人恶意投保，事后为取得保险金而恶意伤害被保险人。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被保险人才能主张非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从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保险公司都不得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对保险公司的恶意抗辩行为给予肯
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