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与《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并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的权利，同时为了切实保护过错方的合同权益，合同解除时，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者外，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包括债务人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而且包括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所应赔偿的损害一般包括：（1）债权人订立合同所产生的必要费用；（2）债权人因相信合同能够履行而准备所支出的必要费用；（3）债权人因丧失同他人订立合同的机会所造成的损失；（4）债权人已经受领债务人的给付物时，因返还该物支出的必要费用。

　　3、可预见性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欧洲合同法原则均采取了可预见性标准进一步限制根本违约或根本不履行的构成。我国合同法对根本违约所产生的解除权并未明确规定采用可预见性标准。可预见性理由最早适用违约损害责任范畴，认为该范围不应超过违约方在定立合同时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因违约而造成的损失。这一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意思自治的基本要求，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享有决定其合同义务范围的自由，而不履行义务所导致的后果的确定也有赖于当事人的意思，其首先取决于当事人的预见，这是因为，每一方在订立合同时，都应当并能够估计其承担的风险。

　　可预见性理论对英美合同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认为，损害赔偿应是被公平地合理地认为是对自然地发生的损害的赔偿，即按照事物发展的通常过程产生于这一违约本身的损害的赔偿，或者应当是可以被合理地假定，在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合同时已经在他们预料之中的行为违反该合同的很可能发生的结果的损害的赔偿，另一方面，如果违约的一方完全不知道这种特殊的背景，其至多只能被假定在其预料之中的想到了在通常情况下产生于该违约的损失的数量。

　　我国合同法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也采用了可预见性原则，其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对于可预见性理论是否适用于根本违约产生解除权，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规定，鉴于解除合同亦属于对违约行为的救济方式之一，不考虑违约当事人对违约后果的预见，实难赞同。况且，未规定可预见性标准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在考虑根本违约判断的方法上也注重违约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情况。

　　4、关于免责问题 多数国家对于免除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的合同责任条款予限制，免责条款多与定式合同有关，对定式合同的规制，各国在立法、司法上均有体现。非定式合同中的免责问题则复杂一些。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应取决于具体场合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权衡，具体而言，如果民事责任成立和实现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满足社会公德的需求所必需，那么免除民事责任的条款无效，如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所产生责任的条款，免除根本违约的条款原则上应为无效，以根本违约行为免责条款功能的阻却事由，即谓在发生根本违约时，原则上违约当事人不得援引该条款要求免责，因为根本违约破坏了合同的根基，如果允许这种条款发挥效力，依通常观念，不合公平理念。当然，免责条款系当事人分配合同风险的工具，也不能完全限制其功能的发挥，如果当事人使用了明白无误的语言，且系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免除根本违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那么也并非绝不可能。